一折指出：“今台湾降附，海贼荡平，该省近海地方应行事件自当酌量陆续实行。”[27] 十月，两广总督吴兴祚请以广东等七府沿海地亩招民耕种，是为展界之请。十九日户部议准，康熙亦立即作出“展界”的决定。所谓“展界”，就是安排在顺治十八年前后被迫迁离的沿海居民重新复归故土，使之在沿海大片弃地上重建家园。为此，康熙谕内阁大学士等曰：“前因海寇未靖，故令迁界。今若展界，令民耕种采捕，甚有益于沿海之民。其浙闽等处地方亦有此等事，尔衙门所贮本章关系海岛事宜甚多，此等事不可稽迟，著遣大臣一员前往展立界限”，“勿误来春耕种之期。”[28] 十一月，康熙将吏部侍郎杜臻、内阁学士席柱差往福建、广东主持沿海展界事宜，行前谕曰：“迁移百姓事关紧要，当查明原产给还原主，尔等会同总督巡抚安插，务使兵民得所。”[29]
其时，闽粤两省沿海居民在经历了二十余年的颠沛流离之后，对于能重还故土自然欣喜万分，见展界大臣，“群集跪迎，皆云：我等离旧土二十余年，已无归乡之望，幸皇上威德，削平寇盗，海不扬波，令众民得还故土，保有室家，各安生业，仰戴皇恩于世世矣。”[30] 可见，自顺治年间禁海迁界到康熙二十二年的展界，其前后政策的调整与变化始终受到郑氏抗清力量的左右，而展界的决策乃深得沿海民人之心。
展界是为了开海，但朝廷内外对于是否立即开海，认识尚不一致。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七月，杜臻、席柱回京复命，康熙谕之曰：“百姓乐于沿海居住，原因海上可以贸易捕鱼，尔等明知其故，前此何以不议准行。席柱奏曰：海上贸易自明季以来原未曾开，故议不准行。上曰：先因海寇，故海禁不开为是。今海氛廓清，更何所待。”“席柱奏曰：据彼处总督巡抚云：台湾、金门、厦门等处虽设官兵防守，但系新得之地，应俟一二年后相其机宜然后再开。上曰：边疆大臣当以国计民生为念，向虽严海禁，其私自贸易者何曾断绝？凡议海上贸易不行者，皆总督巡抚自图射利故也。”[31]
事实上，反对即行开海之人并非闽粤两省的督抚，恰恰是席柱等人，他们站在保守的立场上，对变化了的形势和民生的需求置若罔闻。而康熙于官员们在收复台湾前主张开海、在收复台湾后反对开海，均斥之为“各图自利”、“ 自图射利”，前后的态度截然相反，说明康熙作为最高的统治者能够因势利导，顺应形势的发展。台湾统一后，清朝于沿海的统治已经稳固，开海的条件已经成熟。所以康熙说：“先因海寇，故海禁不开为是，今海氛廓清，更何所待。”它再次说明，台湾的收复，是促使康熙作出展界开海决策的关键所在。
而且，开海也是在统一战争之后休养生息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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