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的弛禁晚于广东。先是，都察院多诺请弛海禁，部覆，“令小民于近港驾筏捕鱼”，然而，却“从无一人敢采捕者”。其原因在于，“闽中以鱼盐为利，自奉旨片板不许下海，不惟地方穷困，小民谋生无路，间有冒险求获，觅食刀锯之下者，沿海兵将往往以此解功。”无论是地方官还是渔民，都还心有余悸。故而，“皇上停止开界之禁，……而闽地仍以台寨为界，虽云展界垦田，其实不及十分之一。”范承谟调为闽省总督后，康熙令其“相度形势，应仍旧者照旧防备，应更移者奏请更移”。范承谟遂于康熙十二年（1673年）上“闽省利害疏”，针对福建“兵穷民困”，而在在“添兵需饷”的状况，提出：“今惟有请照木筏取鱼事例，容渔户船边采捕，每十筏联为一甲，行以稽查连坐之法。遇开港之时，止许随带干粮，不许携米谷等物，令就近将领率防兵巡哨，督押鱼筏，朝往暮归，仍照编甲次序、湾泊内港聚集一处，以便稽察。其采捕之鱼，十取其一，以充国课。此项钱粮，或接济兵饷，或借给迁民，如有盈余，或存贮备修船只，一举而数善备焉矣。”[14] 疏上，从之，自此“海禁始稍宽”，也即弛禁。 

但是不难看出，其时海禁放宽十分有限，沿海渔民要在保甲连坐的约束以及官兵的督押之下于沿海捕鱼，一以解决民人之衣食，一以补国帑之急需。但随着三藩反清，战事遂起，郑氏复在福建沿海登陆，猖獗海上。清廷不得不再度申严海禁。于是，又有康熙十四年的海*和康熙十七年的迁海令。特别是康熙十七年（1678）闰三月，由于 “锦（郑经）在厦门复集众侵沿海城堡，诏复迁滨海居民，申旧禁。”[15] 即康熙帝又重申迁海令，曰：“应如顺治十八年立界之例，将界外百姓迁移内地，仍申严海禁，绝其交通。”[16] 表明在这一时期，清政府为了打击郑氏抗清力量，始终严厉奉行海禁与迁海政策，虽一度弛禁，但以郑氏的存在而十分有限，且不得持久。 

二、展界与开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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