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宣战是那拉氏同洋人“动气”的产物，“假照会”是激因，　“杜士兰索让大沽炮台”是公开理由

那拉氏逃到西安对吴永说：“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时期，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可见宣战是对外而非对内。那拉氏自辛酉政变上台四十年来，对外一直执行“屈从”政策，可是自戊戌政变以来，列强袒护康有为、梁启超出逃在先，又阻挠废立计划于后，她便表现了有些不能忍让。当一九○O年五月末到六月初，列强要求派兵进京护卫使馆，她一再阻挠，对洋人的疑忌逐渐增加。但当时她还能克制，仍允许各国派兵进京，只给一些限制。直至六月十七日黎明荣禄代呈所谓洋人“假照会”四条，其中之一是勒令皇太后归政，给她的刺激是很大的。有人记载说：“未曾见慈颜如此之怒容，康党之变，虽大发雷霆，尚不如此之甚也。”“太后悲且愤，遂开战端。”可见“假照会”是她对外宣战的最大激因。也是她由“自治乱民”以阻洋兵到“借拳剿洋”的转捩点。正如那拉氏自己所说：“在各使未请归政以前，尚有严惩团民之意，乃归政一事，朝廷自有权衡，非外人所得干预也。……现已定夺与洋人决裂，不可再为挽回也。”（《景善日记》，《义和团》（一）67页。）她当日在御前会议上慷慨激昂地说：“今日衅自彼开，国亡在目前，若竟拱手让之，我死无面目见列圣，等亡也，一战而亡，不犹愈乎？”又说：“今日之事，诸大臣均闻之矣，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顾事未可知，有如战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诸公今日皆在此，当知我苦心，勿归咎予一人，谓皇太后送祖宗三百年天下。”并“谕荣禄以武卫军备战守。”那拉氏简直是在下*注。十九日午刻，裕禄奏报天津总领事杜士兰索让大沽炮台的消息到京，当日午后（未刻）御前会议便决定宣战，命许景澄等往告各国公使，限二十四点钟内出京。二十日晨，军机大臣启秀把章京连文冲草拟多日的宣战上谕底稿“由靴里呈出”，那拉氏“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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