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那拉氏确有“信其邪术以保国”的思想

那拉氏深居宫中，受各种条件的限制，摆脱不了宗教迷信的束缚，因此，说义和团能打“神拳”、“能避枪炮”，她至少是有几分相信的。有人说“老佛遽信”，说明有时可能她是完全相信的。当时近支王公如载漪、载濂、载澜、载滢、载勋等，自立大阿哥以后，权势日增，炙手可热，宫廷内外无不仰其颜色。这些人狂热地宣传义和团的神奇，认为是“天降神兵”。载濂盛赞“拳民能避火器”，刚毅说义和团“能避刀避枪”，则公开见于奏牍。其他御史或大臣奏报鼓吹义和团神奇的更举不胜举。有一个小京官叫左绍佐的，著有《悟沏源头》一书，在理论上阐述“怪力乱神”。左绍佐与起草宣战诏书的军机章京连文冲相友善，可见有些汉族小京官当是迷信理论的鼓吹者和制造者，他们对那些不学无术的王公贵族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总之，当时北京宫廷内外，上自王公大臣下至宫监，曾笼罩着一片迷信狂热气氛。那拉氏身居最高统治地位，素以所谓“神道设教”欺骗国人，她幼受传统封建教育，因此对封建迷信思想是没有分辨能力的。她逃到西安后曾与吴永述说往事，吴永闻后评论说：“试想彼（指那拉氏）深居宫阃，一向与外间情势，不相接触，一旦遭此钜变，前后左右，手足耳目，都是一样狂迷，如醉中闹架，□呼盲进，意兴勃勃，她毕竟是个女流，易于迷信，平日为洋人交涉，受了多少委屈，难得有此神人协助之机会。欲其凭一人判断，独排群议，尽遏众狂，此绝不易得之事”。“总有一段时间，已经中了魔毒，若谓‘始终明白’，殆亦未必然耳。”（吴永《庚子西狩丛谭》，《义和团》（三）438页。）那拉氏虽未公开在臣民面前宣传义和团的“神奇”，但她强调“人心可恃”。在六月十六日御前会议上，有人举出例证说明义和团“法术不可恃”，她驳斥说：“法术不足恃，岂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若并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国？”她在宣战上谕里也说：“彼仗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事实上，“人心”和“法术”是无法区分的。义和团人心之齐，固然由于“灭洋”的爱国义愤，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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