督抚的话，使她“中了魔毒”（吴永语）的现象有些清醒。（二）、二十五日，载漪、载濂等闯入大内，以搜拿教民为名，“詈上以二毛子”，“大有弑君之意”。载漪的“狂悖”行动，使她觉察到他们的“狼子野心”，因此，如梦方醒。二十五日那拉氏思想转变的突出标志，是“允从荣相所请，准其前往使馆慰问各使，并欲立刻停战归好。”当日晚荣禄派人把写有停战护卫使馆懿旨的木牌立于使馆附近的北御河桥上。（《景善日记》，《义和团》（一）74页。又《庚子使馆被围记》也记有此事。见《义和团》（二）265页。）这不啻说是停止了对外作战。说明自二十五日以后那拉氏“借拳剿洋”思想有了很大的动摇。由于她当时已处于骑虎之势，又兼直隶总督裕禄不时以捷报传来，使她对“剿洋”前途仍存几分幻想。但她思想开始倾向南方督抚，承认他们是“老成谋国”。所以此后在行动上更加处处“留有余地”，总的来说就是不把使馆攻毁。而这是她宣战前一心想作到的，甚至连亲信如荣禄那样的心腹近臣，也曾因劝阻她进攻使馆遭到她的申斥。因此，如果以二十五日以后的谕旨来推论她宣战前的思想，是不符合实际的。
在那拉氏逃到西安后，一九○一年二月十四日为洗刷自己曾下了一道谕旨：
“本年夏间拳匪衅起，凭恃城社，挟制朝廷，当时所颁谕旨，首祸诸人，竟于事机纷扰之际，乘间矫擅，非由朝廷之意。所有不得己之苦衷微言宣示，中外臣民，谅能默喻。现已将首祸诸人分别严惩，著内阁将五月二十四日（即公元6月20日）以后七月二十日（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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