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于上年十月十三日（公元1899年11月15日）蒙恩召见，其时东省拳匪，借仇教为名兹事。臣曾面奏系邪教倡乱，应预为扑灭各情，旋经东抚袁世凯实力禁止，扑灭十余巨股，东省晏然。……不意东省渐次肃清，流入直隶，直省督臣观望迁延，养痈贻患，听其蔓延，始谋不臧，咎实难辞。及涞水戕官，督臣裕禄见该邪匪借仇教为名，叛迹昭著，乃电奏力请剿办，而内外议有异同，迟延未决，涿州踞城不已，延及永清、霸州各处。”（袁昶《请亟图补救之法以弭钜患疏》。见《义和团》丛刊（四）159—160页。）

袁昶从主剿立场出发，不满意清廷的拖延政策，强烈要求那拉氏下决心“痛剿”义和团，他的敌视义和团的立场是明显的。但他关于义和团在山东受挫和在顺直迅猛发展原因的说法，是符合实际的。袁世凯在山东“实力禁止”，使义和团“渐次肃清”，多年来研究者是承认的。至于义和团在顺直的迅速发展，是由于直隶总督裕禄的“观望迁延”和清政府“内外议有异同，迟延未决”所造成的，则为人们所忽视。

直隶总督裕禄原本主剿，一八九八年至一八九九年曾由于他的主剿政策使直东交界的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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