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夕至。宋庆、马玉昆所部武卫左军（毅军）原驻山海关，时已奉调驻扎京郊“攻剿拳民”。董福祥所部后军（甘军）对那拉氏最称效忠，时驻京城和宛平县，一般认为董福祥素持“联拳灭洋”观点，但在十六日御前会议前，却向人表示“自任可驱拳匪于城外”。可见董福祥既能帮助那拉氏办“信乱民敌西洋”的大事，也能帮助那拉氏镇压“乱民”。他的行动决定于那拉氏的一道命令。荣禄高踞于武卫五军统帅地位，他直辖的中军有八千人，他反对义和团，但不敢表示异意，而依违其间，他最得那拉氏的青睐，为中外大臣所属望，他以那拉氏的态度为向背，只要那拉氏下一纸严诏，不只武卫中军，其他武卫四军都在他的号令之下，随时都可以放在镇压义和团的前线。惟袁世凯武卫右军（新建陆军和在山东扩编的武卫右军先锋队）装备好，实力最强，其统帅镇压义和团最厉。六月十五日清廷曾下令：“袁世凯著酌带所部队伍迅速来京”，由于袁世凯摸不透那拉氏的宗旨所向和北京权贵的“借拳剿洋”政策，所以裹足不前。当时在京城内外清军中惟有载漪等所统属的神机营、虎神营等京营旗兵，已经义和团化了，不会和义和团作对。但他们不惟力量不大，而且他们的向背，归根到底也仍以那拉氏的态度为转移。
六月十八日，袁昶提出一个镇压京城义和团的方案。他说：“为今之计，惟有先清城内之匪，以抚定民心，慰安洋情，乃可阻其续调之兵，必中国自剿，乃可免洋兵助剿，情势显然。”这是个“自治乱民”，以谢洋兵的方案。他要求“皇太后，皇上赫然震怒，恭行天讨，……宜专责成大学士荣禄，兼用且剿且抚之法，得以便宜从事，俾一事权。”其具体办法：是“先肃清内城地面”，“请旨暂闭前三门，严禁游民、只准出不准进，分路搜捕匪徒，务令各空庙废祠根株净尽。”不过在袁昶看来，用不着到远处去调外兵，只“遴派武卫中军得力将弁，挑选劲兵，分为十余队，队长如得力，每队止*刀斧手二三百人已足。”（袁昶《有关义和团奏稿》，《义和团》（四）161页。）
所谓义和团“控制了北京城”，清政府被迫对外宣战，等等，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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