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六日寄李鸿章等电谕：

 “……无如此次义和团之起，数月之间，京城蔓延已遍，其众不下十数万，自兵民以至王公府第，处处皆是，同声与洋教为仇，势不两立。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生灵涂炭，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奏称信其邪术以保国，似不谅朝廷万不得已之苦衷矣。”

二十九日打给各驻外使节电谕说：

“……朝廷非不欲将此乱民下令痛剿，而肘腋之间操之太促，深恐各国使馆保护不及，激成大祸。亦恐直东两省同时举事，两省教士教民便无遗类，所以不能不踌躇审顾者以此。……（《光绪东华录》总4522—4524页。）”

这显系那拉氏事后的辩解词，不是宣战前的真实思想，不能以此为据。

从六月十六日那拉氏谕令刚毅、董福祥召募年力精壮义和团成军起至二十五日大约十天内，是那拉氏“借拳剿洋”思想发展到高峰的时期，从那以后她的思想便明显地发生了变化。考其原因大概有二：（一）、二十五日前她接到李鸿章、李秉衡、刘坤一、张之洞等南方督抚电报，告诫她“中外强弱情形”悬殊，不宜“衅自我开”。（《光绪东华录》总4522页。）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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