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旗人特别是汉军旗人早就有从事生产劳动的，1900年以后就更多了。老舍在《正红旗下》中描述，老舍大舅家的二哥就一面当差吃钱粮，一面做油漆匠，而且是位技术不错的匠人：老舍三舅家的几个哥哥，因为住在郊外，政府限制不严，也早就种地、学手艺。（注：老舍：《正红旗下》，《老舍文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06-211页。）但是从事生产劳动的人占整个旗民人口的比例不大。有的人虽然从事劳动，但还放不下架子，“出外做工，早晨上工、晚上回家，仍然穿长袍，在半路上换上或脱下劳动的服装。当邻里中熟人问他时，只说上茶馆，从不说外出做工。”所从事的职业，一般是小商贩、手工匠人、拉人力车等。（注：《北京市满族调查报告》，《满族社会历史调查》，第93页。）
在成都，虽说清末已有相当多的满族人当小贩，但那只是补贴生活，还不是真正依赖此种活动获得生活来源。据1914年一些满族绅士为请求发还八旗公产给民国政府的呈文说，成都旗人1400余人，其中“能自立者不过十分之一二，余皆家无恒产”（注：《满族社会历史调查》，第189页。）。这就是说，只有十分之一二的满族人能够以劳动或原来的资产达到生活自立。这种估计并没有可靠的调查做基础，而且肯定有夸张的成分，但仍然可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
在广东，清政府逐步编旗民入民籍的谕旨下后，广州汉军副都统李国杰（李鸿章孙）奏请在广州崖门口外筑堤圈地，拨旗丁领垦。（注：《光绪朝东华录》，总第5829页。1907年11月12日《申报》“紧要新闻”栏载李国杰奏谓：“拟将广东荡地百数十顷，先招旗人垦种蒲草等类，俾得自食其力，并寓劝兴实业之意。”）
在内蒙，据20世纪50年代的调查，宣统年间，政府曾将原来供应军粮的大黑河十三圈耕地分给满族民众，但“由于满民长期不从事生产劳动，农业生产技术非常生疏，所以他们的收成不高，士兵生活到了清末时候，已陷入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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