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闽省通省知县官无一合例之员。而在这些未合例的人员当中，以受参罚者为最多。所以，汪志伊说：“往往出一应调应升之要缺，臣会同督臣及两司公同拣选，拟以守法才优、官声最著者升调。迨查核处分，辄以降级停升碍难办理”。［⑤②］而在这些被参罚的官员当中，多半属于因公处分，如汪志伊所说，“地方疲难，民情犷悍，任事多而罹难亦多。”［⑤③］所以，其中自然不乏才守兼优之人。然而，由于朝廷三令五申，“在十案以外，虽系能员，不准入于拣选”。“傥已逾十案，违例陈请，将该督抚请旨分别议处。”［⑤④］这样，督抚遇属员出缺而又合例乏人的情况，便只能以“年例未符”、即历俸未满之员专折奏请。
其次是督抚滥举滥题的现象十分严重。
督抚取得题官择人的权力，便意味着他们可以把握地方官的*生命和仕宦前程，特别是对州县一级而言。这种利害攸关的上下级关系，更助长了封建官僚*中无法杜绝的钻营请托的弊病。
早在康熙年间，督抚借保举之机，徇私舞弊。提拔私人之事就已屡见不鲜，康熙皇帝曾经在大学士议事时，揭穿某些督抚营私的伎俩。他训斥说：“更有督抚所欲扶持之人，每岁暗中助银，教彼掠取清名，不逾二三年，随行荐举，似此互相粉饰，钓誉沽名，实属不肖之极。”［⑤⑤］然而，比起这种培值私人、沽名钓誉的行为，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掩饰在其背后的行贿纳贿。当时，令举朝轰动的山西大（原字宓下加皿）县知县许晋贿调被参一案，行贿开银至一万数千两之多。类似的情况，各省皆有。雍正元年，出任湖广总督的杨宗仁上奏说：“臣查得从前湖广州县缺出，每多钻营委署，上司贪其贿赂，不计地方远近，任意批委，因受苞苴，曲为遮饰。”［⑤⑥］更有甚者，是督抚在题缺作弊时往往不择手段，不计后果。比较典型的是，“以保题烟瘴边缺为名，俾得速于升迁，仍将其人委署近地，展转留滞，而本任竟属虚悬，是以紧要之缺转成闲旷之所。”虽经朝廷多次降旨申斥，也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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