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史贾允升在其《请除外省积弊六事疏》中，讲到各省遴选官吏的弊症。他说：“上司保题考语，或云才情练达，或云办事勤能，往往声名平常之人，亦滥登荐牍。甚有甫经送部引见，而所属百姓亦来京控告”。［⑥⑤］形成这种局面，大致缘于三种情况：一是某些督抚因簋（原字竹下加甫下加皿）不饬、婪索纳贿，转而为人曲饰通融，致庸才劣员得以跻入高位。二是，两耳不聪，玩忽职守，为属员的表象所迷惑。三是，相当一部分督抚在择人时存在着严重的重才轻守思想。
按例，凡督抚所属题缺，皆为冲繁疲难兼三兼四之繁缺、要缺，理当自简缺中推举，拔擢于练有为之人，督抚首先考虑的也当是堪胜其任的官吏。但封建官僚中，虽不乏练达的能吏，却不多德才兼备之人，这就难免造成督抚在题缺时的顾此失彼，以致于升调官僚中被参劾者大有人在。如顺治二十年，川陕总督金砺所荐布政使黄纪、兴屯道佥事白士麟，“旋被巡按陕西御史王继文特参贪污，赃私累累。”［⑥⑥］金砺被奉旨罚俸。同时，又有偏沅巡抚袁廊荐举永兴知县周浑。然而，荐牍甫上，便有士民执词赴诉，以致袁廓不得不始荐继参，具题检举周浑，发其“纵蠹”等事。其事皆发生在顺治诏令督抚荐举属员之始。
而后，康熙年间，随着保举制的盛行，某些督抚的择人权限发展到题缺选官，可以就所属州县官中廉能并著者破格请调。然而，督抚中“有秉公而调者，即有徇私而调者。”凡假公济私者，“皆借整治地方为名，简拔贤能为说。既不拘历俸之深浅，复不论参罚之有无，巧为朦胧，意成捷径。”［⑥⑦］一经选用，即刻败露。比较典型的，有山东历城县知县管承宠、江西南昌县知县王廷对等，均在由简调繁后，或以贪污索贿革职，或以亏空钱粮被参。［⑥⑧］
雍正以后，特别是乾隆年间，在被督抚题调升补的官员中，因贪酷、亏空被参革的案例更是屡见不鲜。尤其是仓储亏空案。如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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