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督抚滥题滥委的现象，并未因此而收敛。道光年间，皇帝又就州县正印官不得滥委佐杂人员署理，多次发布谕令。如道光二年谕曰：“向来督抚以佐杂委署正印，止于季报册内声明，并不专咨报部，办理未为周备。嗣后各督抚如有必须将佐杂委署州县者，即将委署缘由详细声叙，随时专咨报部，以凭查核。其有违例调署委署者，除不准行外，仍将该督抚奏请议处。”［⑥①］道光三十年又谕曰：州县官“近日纷纷调署，虽云为缺择人，恐其不免为人择缺。一存调剂之见，便闻奔竞之风。此种积习，于地方大有关系，至佐杂微员，遽令署理正印，尤易贻误地方。著各直省督抚力加整顿，破除积习。……其有实在人地相需，必须调署委署者，务宜各按定例，秉公办理，毋稍瞻徇，以杜夤缘而肃吏治。”［⑥②］可见，督抚心存玩易，任意保题私人的现象，始终没能杜绝。

督抚滥题，却屡禁不止。其原因从根本上说，仍是官僚*的弊病。嘉庆皇帝说过这样的话：“向来外省督抚往往因州县员缺紧要，将与例未符人员专折奏请升调。有发交部议，经部臣照例指驳、而朕仍准所请，并将该督抚处分宽免者。亦有不交部议，当即降旨准行者。此朕随时斟酌，并非著为成例。”［⑥③］然而，人治的随意性，必然冲淡了法制的严肃性。这些在皇帝看来“非著为成例”的例子，便成了督抚们的可援之例，违例题缺，形成故套。“明知部议必驳，部驳之后仍可邀准，而一经恩准，处分亦无不宽免。”［⑥④］在封建官僚制度下，人治永远大于法制。

其三，督抚于题缺择员时重才轻守，致贪酷者多得升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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