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留良不仅是著名理学家，又是著名“选家”，他自称“偶于时艺，寄发狂言”[32]。他的长子吕葆中在其父《行状》中说：“其议论无所发泄，一寄之于时文评语，大声疾呼，不顾世所讳忌，穷乡晚进有志之士，闻而兴起者甚众。”[33]曾静口供也指出：“吕留良之文评盛行于世，文章举子家多以伊所论之文为程法，所说之义为定议。而其所讥诋本朝处，又假托春秋之义，以寄其说于孔子口中，所以不得不令愚人信其实。”张熙等人供词同样说，吕留良“假评选以驰声，借刊刻而射利，适值昭代右文之隆会，得以风行宇内，一时传习举业者悉为其所惑，遂多奉为八股之金科，讲章之宗匠”。
可见吕留良对南方“绅衿士庶”有着多种影响：一是理学；二是由于他选评的时文符合当时热衷于科举之途的士人的需要，成为他们时‘程法”和“定议”，因而风靡一时；三是他的“时文评语”中不少“世所讳忌”即评论时政的议论，被“有志之士”所信服，并助长了他们评论时政的风气。四是吕留良的议论中，诸如华夷之别等激起人们民族意识的宣传，虽然“寄其说于孔子”，相当隐蔽，但少数有心人是能够体会其中含意的，个别人会因此产生反清思想，有的甚至可能转换为行动。
曾静远在湖南，因身处逆境，深受吕留良“华夷之别”及井田、封建说的启发，引起他*、思想上的极大共鸣，甚至认为“明末皇帝该是吕子做”，崇拜得五体投地。不过这终究是个特例。
由于雍正时期民族矛盾早已退居次要地位，绝大多数士人都热衷于科举道路，只是对吕留良选评的时文感兴趣，有关华夷之别等暗示则无明显反应。所以吕留良的反清思想，这时不但没有直接影响，间接影响也是不足道的。胤禛抓住曾静反清这个特例，将吕留良作为反清的罪魁祸首，严厉处理，其实主要是用以镇慑对王朝产生离心倾向的“绅衿”，是一种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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