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留良案发生后，胤禛立即指出：“浙省风俗浇漓，人怀不逞。如汪景祺、查嗣庭之流，皆以谤讪悖逆，自伏其辜，皆吕留良之遗害也。甚至民间氓庶亦喜造言生事，如雍正四年内有海宁、平湖阖城屠戮之谣，比时惊疑相讪，逃避流离者有之，此皆吕留良一人为之倡导于前，是以举乡从属而靡也。”
其所以如此，“盖浙江士人等，见吕留良之恣为狂吠，坐致盛名，兼拥厚资，曾无纤芥之患得婴其身，是以转相推服，转相慕效，多被愚迷而不知也。
由于吕留良的“声势之嚣陵，党徒之众盛”，“甚至地方官吏……皆须加以周旋，优礼矜式，以估重儒之誉。如近日总督李卫，为大臣中公正刚直之人，亦于到任之时循沿往例，不得不为之赠送祠堂匾额，况他人乎!”
由此可见，胤禛认为吕留良是引起汪景祺、查嗣庭案件及浙泄‘绅衿士庶”议论朝政品评时事即“谤讪悖逆”风气的祸首。对于清统治者，反清和不良士风并无严格界限，在他们认为必要时，可将两者并为一谈。
吕留良的激烈反清情绪，主要表现在很少流传的日记和未刊印的著作中。他的“子孙多游庠序”，长子吕葆中已“拔置鼎甲(康熙四十三年一甲二名进士)，仕列清华”，咸为清统治集团的成员。张熙因而指出：“惜其子孙不肖，忍背先志，贪慕荣利，已作仕宦，可为痛限。”[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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