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见汪景祺、查嗣庭“罪状”的核心在于“腹诽朝政”,“笔之于书”。胤禛对此极其重视,甚至召集合朝文臣,提出警告。与此同时,他还将打击矛头转向浙江的“绅衿士庶”。
首先,胤禛决定设立观风整俗使,“前往浙江省问风俗,稽察奸伪…务使绅衿士庶,有所儆戒,尽除浮薄嚣陵之习”[28]。随后又指出:“浙江文词甲于天下,而风俗浇漓,敝坏已极,如查嗣庭,汪景祺、自矜其私智小慧,傲睨一世,轻薄天下之人,遂至丧心悖义,谤讪君上。以圣祖仁皇帝六十余年,圣德神功,深仁厚泽……而查嗣庭、汪景祺乃敢肆行谤议,悖逆猖狂,公然记载……浙江风气如此,倘听其颓敝,不加整饬,何以成一道同风之治……应将浙江人乡会试停止,俟风俗渐趋淳朴,再降谕旨。”[29]
胤禛对浙江“绅衿士庶”风气的“整饬”,并不是由于汪景祺和查嗣庭都籍贯浙江因而迁怒,显然是对当地“绅衿士庶”议论朝革或时势的风气早有所闻,只不过借汪、查两案的机会,决定予以打击、制止罢了。此外,浙江绅衿包揽、抗欠钱粮之风很盛,胤禛也决定加以“整饬”。雍正三年(1725年)他派心腹大臣李卫出长浙江,就多少说明此中的消息。这“整饬”也是对全国,尤其是南方“绅衿士庶”的警告、提醒。
雍正六年(1728年)八月,根据浙江巡抚李卫和观风整俗使王国栋的报告,胤稹指出:“两浙士子感朕训诲之恩,省愆悔过……士风丕变”,“明年即届乡试之期,浙省士于准其照旧乡会考试”[30]。问题似已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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