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下等所张伪示，多以夷夏之界为辞。无论舜生东夷，文王生西夷，古有明训。 自古得天下者，三代以下，汉、明为正，然或为亭长，或为寺僧，于前代犹有君臣之义。惟我朝龙兴东土，吴三桂敦请入关定鼎，葬明帝以殊礼，令臣民服丧，如丧考妣，死难之臣褒忠表节，自唐虞以来，未有如此之盛者也。得统之正，此其一。”[16]

      此文显然以胤禛处理曾静案时的有关上谕为依据，否则不会在内容和口气上如此一致。其实在如此敏感的问题上，李元度是只能根据上谕，而决不敢越雷池一步的。

      在论证清王朝的成就中，胤禛还有意夸大了反清问题。由于它关系到对康乾时期这一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不得不以一定篇幅作论述。下引上谕，突出反映胤禛在这方面玩弄的手法：

    “从前康熙年间，各处奸徒窃发，动辄以朱三太子为名，如一念和尚、朱一贵者，指不胜屈；近日尚有山东人张玉，假称朱姓，托于明之后裔，遇星士推算有帝王之命， 以此希冀蛊惑愚民……从来异姓先后继统，前朝之宗姓臣服于后代者甚多…．．；从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称朱姓，摇惑人心，若此之众者”。

    “胸怀叛逆之奸民，动则假称朱姓以为构逆之媒。而吕留良辈又借明代为言，肆其分别华夷之邪说，冀遂其叛逆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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