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奴)为主体的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贯穿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全过程，只是由于“盛世”、乱世及其过渡阶段的三种不同状况，而表现出程度、数量的差异。指出封建“盛世”所存在的各种问题，并非否认“盛世”的存在。其实封建“盛世”只是相对乱世而言，并无质的区别。康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最后一个盛世，因而社会矛盾比其它“盛世”来得尖锐，被压迫者的斗争也比较频繁，这是可以理解的。此外，清朝全盛时期还面临其他封建王朝所不曾经历的人口空前膨胀(不仅突破一亿五千万大关，竟发展到三亿人)局面，也是引起当时社会动荡不安的重要因素。 ．
胤禛处理的第三个大问题，是“整饬”部分“绅衿士庶”的“不良”风气。问题要上溯到雍正三、四年汪景棋、查嗣庭两件文字狱案。
汪景琪，浙江人，曾充当年羹尧的记室。著有《西征随笔》，“作诗讥讪圣祖仁皇帝”；查嗣庭，浙江人，“向来趋附隆科多”，雍正四年由礼部侍郎出任江西乡试正考官。他在“江西试录所出题目，显露心怀怨望，讥刺时事之意”。[25]“有日记二本，悖乱荒唐，怨诽捏造之语甚多。又于圣祖仁皇帝之用人行政，大肆讪谤”。[26]
汪，查案发后，胤禛特地“谕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等，尔等多出自科甲之人，既诵法圣贤，读书明理，当知君臣之大义……习俗浇漓，人心诈伪，狂妄无忌惮之徒，往往腹诽朝政，甚至笔之于书，肆其诬谤，如汪景祺、查嗣庭，岂能逃于天谴乎”。[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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