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带说明一个问题。浙江总督李卫及浙江观风整俗使王国栋“整饬”当地士风时，所以不曾发现吕留良的问题，除去因李卫其人“略输文采”，王国栋对此也不尽在行，缺乏必要的敏感外，主要是由于清统治者对吕留良早有定论。岳锤琪在曾静案件发生后的有关言论就表明这种情况：“伏查吕晚村名吕留良，本前明逋儒。我朝定鼎之后，彼惟以著书论文为事，未闻有不法形迹。是以伊孙前于一念和尚案内犯赤族之诛，蒙圣祖仁皇帝念其为读书明理之人，必无知情怙恶之事，不特宥其子孙；抑且原其本身”[37]。在清朝严密的文网下，吕留良的得以长期“幸免”，说明他利用选评时文，有意识地启发人们的民族意识，做得相当隐蔽，因而始终没有引起统治者的警觉。

    还须指出，胤禛所谓的“绅衿士庶”，范围很广，不仅是缙绅、生员，还包括一般民人，不过其重点显然声“绅衿”。

    “绅衿”是地主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地方上享有各种特权。他们不仅交结官府，甚至可以挟持官府、对抗官府。部分抗粮闹漕事件，是由他们所组织或参预。他们以其权势、文化及广泛的交游，成为议论朝政和地方事务，或品评人物等社会舆论的主要制造者。这批地主实力派在王朝统治巩固时，行动还有所收敛，一当统治削弱，他们对王朝的离心倾向就会迅速加强，有的甚至还可能形成集团，影响封建统治秩序，有碍于皇权的集中和行使。康熙后期，地方“绅衿”的离心倾向有所加强，以浙江最为突出，使胤禛不得不大张旗鼓地予以“整饬”。这是胤禛打击绅权政策的具体体现。

    由此可见，胤禛处理的第三个大问题的实质，在于制止、防范部分“绅衿”对中央王朝的离心倾向，并求得地主阶级内部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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