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君臣大义促使走入“迷途”的‘绅衿士庶”迅速觉醒，亦即以“大义觉迷”，这是胤禛在曾静案件中处理第三个大问题的目的和采取的方式。当然，这也适用于反清分子中另有用场的曾静和张熙，所以他们被胤禛大义觉迷之后，就‘免罪释放”了。至于其他反清分子是没有这种资格的，如吕留良再传弟子沈在宽就被“斩立决”，吕留良、严鸿逵已死还被“戮尸枭示”。   

    《大义觉迷录》颁发到全国务府州县时，上谕虽然指出这是为使“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但同一上谕还决定：“各贮一册于学宫之中，使将来后学新进之士，人人观览知悉”，这就足以说明，“大义觉迷”的重点，归根到底还是“读书士子”。

    吕留良案在雍正八年(1730年)末作出判决时，胤禛特地“行文直省学政，遍行询问各学生监等，应否照议将吕留良、吕葆中锉尸枭示，伊子吕毅中斩决，其所著文集、诗集、日记……尽行燔毁之处，著秉公据实作速取具该生监等结状具奏”[35]；直到雍正十年(1732年)末，各省收到所有“读书生监”表示同意的“结状”后，这一判决才开始执行[36]。显然，这种做法决不是博采众议，实际上也是恫吓、逼迫全国的“读书士子”作出不与吕留良“同流合污”，亦即不得“腹诽朝政”，“笔之于书”的

 << 上一页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