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8日，李鹤年收到福岛转递的西乡照会，11日致函西乡，内称“本部堂查台湾全地久隶我国版图，虽其土著有生熟番之别，然同为食毛践土，已二百余年，犹之粤楚云贵边界瑶、僮、苗、黎之属，皆古所谓我中国荒服羁靡之地也。查万国公法云，凡疆内植物动物居民，无论生斯土者，自外来者，按理皆当归地方律法管辖。又载发得耳云……各国自主其事，自任其责。据此各条，则台湾为中国疆土，生番定归中国隶属，当以中国律法管辖，不得任听别国越俎代谋……贵国政府并未与总理衙门商允作何办理，径行命将统兵前往，既与万国公法违背，亦与同治十年所换和约内第一第三两条不和”。李鹤年明确指出：“琉球岛，即我属国中山国疆土，该国世守外藩，甚为恭顺，本部堂一视同仁，已严檄该地方官，责成生番头人，赶紧勒限交出首凶议抵。总之，台湾在中国，应由中国自办，毋庸贵国代谋……应请贵中将撤兵回国，以符条约而固邦交可也”（注：《日本外交文书》第7卷，第56号文书。）。
李鹤年的上述复函，充分体现了清政府“按约据理”的方针，同时也表明了清政府对于琉球漂民被害事件，并非不作处理。但是，西乡接到这一复函（5月23日）之后，不仅没有撤兵之意， 反而加紧了剿杀台湾土著的行径。5月28日，日本公使柳原前光到达上海。 江苏布政司应宝时和上海道台沈秉成，于31日会见柳原时，也一并指出“客年在北京虽就台湾之事略开论绪，但未明言举兵之事。今者，不发照会而入台湾，乃是违背万国公法，侵犯他国主权，非缔约国之所为也”。柳原却称：“客年既已告诸总理衙门，今年又照会福建总督，如此慎重，何背好谊。今也，贵国迫我退兵，是欲妨碍义举也”（注：《岩仓公实记》下卷，第175—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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