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大臣笃念两国和谊，乃尔相告。至带兵与不带，唯我所欲，且贵王大臣当时并无细论，又无异议，于我何所再言？况且特为防范嫌疑而相告，本无请允查办之意，又何烦文书往来？……有如来文所称：贵大臣此次来华，如谓修好，则现在用兵焚掠中国土地，又将何说等。本大臣查，贵国从前弃番地于化外，是属无主野番，故而戕害我琉球民五十余名，强夺备中难民衣物，悯〔冥〕不知罪。为一国者，*偿命，捉贼见赃……何乃置之度外，从未惩治，是无政纪又无法典焉……故而，我国视为野番，振旅而伐之也”（注：《日本外交文书》第7卷第109号文书。）。
柳原的上述照会，可谓振振有词。一曰“我国属民既受生番枉害，必须派差查办”；二曰“番地不奉贵国政教，划地自居……是属无主野蛮”；三曰中国王大臣“并无细论，又无异议”。如是说来，日本也就可以“振旅而伐”了。然而，重新核对日方有关柳原与总署大臣的谈话记录，便可以发现：柳原的上述说法，实属自欺欺人。其一，中国总署大臣当时曾明确表示：“本大臣等只闻生番掠杀琉球国民，不知与贵国人有何干系。琉球国乃我国藩属”，显然，这是对日本所谓“我国属民”的否定。其二，中国总署大臣明确言称：台湾“番民有生熟两种，从前服我王化者谓为熟番，置府县而治之，其未服者为生番，置之化外，未甚治理”。此种回答，虽被日方作为把柄、口实，但也不能说明是为“无主野蛮”。其三，据日方记录，柳原也曾明确言称：“贵大臣以琉球为属国……而今非与贵国议论（琉球）两属之归着也”。这说明中国总署大臣与柳原前光曾有争论，何谓中国大臣并无异议？再者，中国总署大臣本欲他日再作答复，而柳原等人却“语毕乃别”（注：关于柳原前光与总署大臣的谈话记录，日方现有两种：一是《柳原前光郑永宁等在总理衙门问答颠末》；一是《副岛大使适清概略》，分别收入《明治文化资料丛书》第4卷外交编，第27—28、33—45页。本文皆有参准。），又何从谈起中国王大臣“并无细论”？
由此可见，柳原直接与总署交涉，实无自省之心，反有强人之意。8月15日，柳原与中国大臣会晤后，再次向总署递交照会，称“本大臣前次所称既无政教，又无法典一语，正指生番而言。总之，以我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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