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日本政府在给柳原的谈判须知中，对一些具体问题作了明确规定，其主要内容有：第一，与清国委员谈判番地处分，概当准照别纸要领（即如前述），不得丝毫屈挠，且应致力议决，无故不得拖延立约盖章。第二，谈判之要领，在于获得偿金及让与攻取之地，但不可始有欲求偿金之色，是欲无取议论把柄于我。第三，谈判逐渐涉及偿金数额时，虽在要求所费之外，但不能由我提出，宜将彼之所云报告政府，以伺机决定若干。第四，谈判若达到要领之所欲，当从速立约。第五，前文条约成立，当公然通知政府，政府乃命都督撤退台地之兵……但不可预定兵员退了期限，当伺政府旨意。第六，当以此次机会，断绝琉球两属之渊源，开启朝鲜自新之门户。此乃朝廷之微衷，当职者之秘计。第七，据命达意，虽因谈判而失两国和好，除尽力注意外，责任不归公使，政府自当其责，可相机处理，无需顾虑（注：《岩仓公实记》下卷，第180—182页。）。

这一须知进一步证实了日本借故侵台的种种蓄谋，不仅企图借机切断中琉关系，以达到占有琉球的目的，而且还要打开朝鲜门户，向大陆扩张，并对中国索取偿金乃至占有台湾之地。

1874年7月30日，柳原进京，并开设日本驻华公使馆， 尔后始与总署交涉。8月7日，柳原照会总署恭亲王，称：“上年我副岛大臣在京议论觐见事宜，初因礼节不合通例，克欲束装谢辞回国，特派本大臣至贵衙门，代陈台湾生番之事，是与副岛大臣亲口相告原无差别。是时，本大臣云：我国属民既受生番枉害，必须派差查办，以尽政府义务。此举意在除凶安良。唯是番地不奉贵国政教，划地自居。鉴于我国此行恐触贵国嫌疑，故特相告而去”。“我国以为，伐一野番，本不欲告诸他人之国，然我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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