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业已知悉前述闽浙总督（日方记称福建总督）李鹤年5月11日对西乡的复照， 以及潘蔚7月1日致柳原的信件内容，但是，不仅没有就此罢兵的意图，反而决定了《出师之议》。其中，除了重复所谓侵台“原由”外，还认为潘蔚“胸中含蓄战心，斗胆包藏骄气，故而显形于外”。并由此推测，“现今柳原公使仅以舌战笔斗，将是极为困难，或者彼我议论果真分歧之时，则和交将随之破裂，而一旦破裂，则有不测之祸，实难预料，不可不为深虑也”。进而认定：“事理形势迫至于斯，不以兵权壅制于彼，何以破彼之骄气，又焉能确立帝国所以为帝国之体耶”。这就是说，此时的日本政府业已准备对中国进行一场战争（注：全文见《大久保利通文书》6，日本史籍协会1928年版，第30—35。）。
同日，日本政府向陆海军两省下达备战训令，并于16日派遣外务省四等出仕田边太一来华，向柳原传达政府的上述决议，以及对华谈判要领、须知。其谈判要领如下：“台番凶暴残虐，绝无人理，不独我民罹致其毒，万国同为所见，天人俱怒也。清国既已共接其壤，何以久而傍观不问耶？岂非恐其强悍，而肆其恣乎？尤有甚者，竟至托言不易俗之古语。是乃我皇帝陛下遂派都督亲临其地，而问其罪之所以也。也即，以保我民为义务，为匹夫匹妇而报其仇，进而为东洋航海者，长远除去此害，以惠万国人民。故而不厌费财，竞从其事。今已剿抚得所，全番悉向我化。该地清国既视之化外而不理，则不得言其所属无疑。而今占领此地，教化此人之权，果当属谁耶？我日本政府不得不任之也。也即，建官、置兵、布政、设刑，皆乃不得已之义务。是决乃利其地而非贪其人也。再者，立使番民不再恣其猖狂之法，乃日本政府之志。故而，清国政府为固其疆场，因我在此地而有危惧不安之情。若举其地而予之，固不足惜，但唯是尔后如何处置？即如潘蔚照会中所云，设营、派遣兵船，以望楼灯塔等戒备不虞，充实便利通航之备，乃是以期代我日本政府之义务。又，时至今日，清国政府在其接壤之地，依然怠于教化其人，因而我日本政府不得不行剿抚怀柔。我日本政府所糜资材，所耗人命，也当由清国政府支付相当补偿”（注：《岩仓公实记》下卷，第179—1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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