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4日至10月23日，中日双方一共举行7次交涉。历时1个月之久。大久保一开始便采取先发制人、反客为主的策略，不再妄谈日本出兵侵台的“理由”，而是率先提问：“贵国政府实地于生番有几许处分”，从而把谈判的话题完全转向中国内政；而总署大臣文祥答称“若问实地处分，一时难以俱悉”（注：〔日〕金井之恭：《使清办理始末》，《明治文化全集》第11卷外交篇，第85页。），又恰好被大久保的谈判策略所左右。因此，中日关于台事条约的交涉，自始便是在日本居于主动，清政府处于被动的情况下进行的。
大久保在首次交涉中便提出如下问题：（一）“贵国既以生番之地谓为版图之内，何以迄今未曾开化番民？（夫谓一国版图之地，不得不由其主设官化导，不识贵国于生番果真实施几许政教乎？”）（二）“万国已开交友，人人互相往来，即于各国，无不保护航海者安宁。何况贵国素以仁义道德闻于全球，怜悯援救外国漂民，固所深求，而见生番屡害漂民，置之度外，不曾惩办，乃是不悯他国之民，唯养生番残暴之心，有是理乎？”（注：《使清办理始末》，《明治文化全集》第11卷外交篇，第87页。）
然而，在大久保有备而来的情况下，总署未能探寻日本政府的动机和目的，以致陷于被动。当总署就上述说法表明“台湾生番地方，中国宜其风俗，听其生聚。其力能输饷者，则岁纳社饷，其质佼佼秀良者，即遴入社学，是为宽大之政，以寓教养之意。各归就近厅州县分辖，并非不设官也”，并说明“中国与各国通商交好，遇有各国官商民人船只，意外遭风及交涉案件，各国商民受到亏损等事，一经各国大臣将详细事由照会本衙门，必为立即行文查明，妥善办理，办理虽有难易迟速不同，却从无搁置不办。如生番此案，贵国如有详晰照会前来，本衙门无不查办。而且，本衙门甚为不愿发生此等事情，此后尚需设法妥善筹措保护，以善将来”（注：《使清办理始末》，《明治文化全集》第11卷外交篇，第91页。）。之后，大久保在第三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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