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潘蔚的上述信件照会可知，清政府任命的办理大臣，在日方用兵剿杀台湾土著的情况下，根据日本公使提出的三项事宜，业已作了相应处理。按照国际惯例、公法，日方当就此了结，罢兵归国。然而，当时率兵侵台的西乡，在潘蔚的诘问之下，不仅拿不出“番社并非中国版图”的证据，反而勒索“贴补”，拒不撤兵（注：《日本外交文书》第7卷，第87号文书。）。而7月10日柳原在答复潘蔚的信中， 则认为潘蔚的上述处理不合程序，言称“交涉两国和好事宜”，当由本大臣从善处理。潘蔚应该“会同沈大臣将该三件事宜，商定应作如何办理尔后，与沈联名照会交付本大臣，以便转请本朝”，“今送此种书翰，完全与前言相反，故而本大臣遽难准信”（注：《日本外交文书》第7卷，第93号文书。），并且节外生枝，声称潘蔚“不足为信”、“不足与谈”（注：《对华回忆录》，第53页。），执意进京交涉。

三、日本政府的战争准备与蓄谋

7月9日，日本政府讨论“善后策”。此时，日本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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