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铭传撤军令一下，全军皆惊。帐下左右诸将不肯拔队，环跪而谏。刘铭传反问诸将：“是吾意也，咎吾自当之。若以基隆失他隘，君等能任其咎乎？”（《中法战争》（三），第149页。）皆不能答。章高元是刘铭传的旧部，也对他这位老上司的决定不能接受，伏地哭阻。刘铭传看到部下的爱将都不能相信他，不禁大怒，拔佩刀砍前案，叱之曰：“不舍基隆，台北不能保也。违者斩！”他不再多做解释，誓言曰：“军家大计，非若辈所知，违令者视此！果获重谴，某自当之，不累若曹也。”（《刘壮肃公奏议》卷首。）
当时，在台湾各地，到处是流言蜚语。一些外籍人士分析：“刘爵帅向台北府败退，彼意以为在彼背城一战，继可退入台湾之南地也。余等于本口岸（淡水）遥揣，法兵必自基隆行陆路至此，与彼之兵船会合。隐窥夫伊等之意，不外乎台湾北半尽归其掌握耳。”（《法军侵台档》，第216—219页。）对此，刘铭传一概置若罔闻。不仅如此，他还要顶住来自朝廷的压力：尽管“论者前后数十疏，谕旨切责，有‘谤书盈箧’之语”，他也毅然不为动，说：“兵事变化，恶有隔海可遥度者？”（《中法战争》（三），第152页。）
看来，刘铭传是下了最大的决心，也甘冒最大的风险。那末，他的这个决心到底下得对不对呢？沪尾之战的实践做出了最好的回答。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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