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铭传突然放弃偷袭法军营盘的计划，而决定撤师救援沪尾，使几乎所有的官员、将领和绅民感到意外，不能理解，因而群起反对。台北知府陈星聚和淡水知县周有基，“均以基隆有狮球岭天险可守，若任法人上岸，一过山岭，则长驱直入，无可阻挡，郡城难保。”驰禀阻止，然已无及。基隆通判梁纯夫当面进谏：“若弃基隆不守，则基隆以达宜兰，而苏澳非复国家土地矣，况守基隆，胜于守艋舺。基隆不守，敌人即有立足之地，不独可以直下艋舺，且到处可扰。其关系大局，殊非浅鲜！”言之再三，声泪俱下。刘铭传决心已定，不可动摇。台北、基隆绅民公禀所言最为痛切：“愚民警骇，私相偶语，有言用计者，有言弃之者，甚至有言祸不深、功不烈者，啧啧人言。窃爵帅勋高望重，盖世英名，称扬四海。今基隆之故，愚民妄言，固在不足有无之数。而在职等，思基隆为台北府城门户，最为扼要，门户一失，堂奥堪虞。且法人之所难得者，煤炭耳。今民炭任在搬运，海上之船从此有恃无恐，而脚踏实地，步步为营，长驱直入，水陆并进，凡台湾苍赤难免遭殃。……况台湾为海外重镇，如此一变，天下大局震动。凡有血气者，莫不捶胸顿足，号哭郊原，痛切剥肤，咸动公愤。”刘铭传阅后，也颇为动容，在禀上批曰：“据禀各情，所论实为切要。惟前因沪尾紧要，距府过近，台北万一有失，所关尤重，不得不移师赶回，以顾沪口之防。兵力单薄，不敷分布，而外人所得而知？此本爵军门之苦心，亦即军事之紧要。”又谓：“本爵军门用兵有年，非万不已，岂肯轻弃要隘？现在惟就现有兵力，竭力防剿，以抒绅民士庶义愤之忱。天地神明，实共鉴之！”（《中法战争》（五），第566—570页。）一般群众对刘铭传此举当然更不理解，甚至“诟之为汉好，为懦夫”（《法军侵台档》，第216—219页。）。刘铭传坦然置之，曰：“是恶知吾之深谋也！”（连横：《台湾通史》上册，第2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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