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军虽未能实现对基隆的占领，但却破坏了基隆炮台。刘铭传知其不会善罢甘休，定要增船增兵，卷土重来。当时，驻守基隆的清军仅有8营；恪靖军6营，由福宁镇总兵曹志忠统领；武毅军2营，由记名提督章高元统领。然“各勇日在炎瘴溽湿之中，将士多病，八营之众，能战者仅千余人”（《中法战争》（五），第563页。）。兵力如此单薄，炮台又被摧毁，这给基隆的防御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根据以上情况，刘铭传决定：令离海过近的曹志忠部正、中两营“移扎后山，以保兵锐”（《中法战争》（三），第146页。）。另派擢胜营营官杨洪彪拆散挖煤机器，转移到山后，放水淹没矿井，烧掉矿山的房屋，“并焚毁矿外存煤约一万五千吨，以使法人不能再利用这存量丰富的煤矿，作舰队的添煤站”（《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第224页。）。因基隆炮台已被法舰轰毁，重修暂时已无可能，便决定弃置。同时，海关也撤离基隆，商务完全停顿。为防敌人占据基隆，刘铭传做好了坚壁清野的准备。

刘铭传的这些布置，既是从敌我力量对比和基隆的具体防御情况出发，也是基于对整个台北地区的战略防御的考虑。对基隆和沪尾之战略地位，他早已有所权衡。他曾向朝廷陈述战守大计：“基隆炮台既为敌毁，臣深见敌人船坚炮利，巨炮环布铁船，非避开船炮，纵得基隆，终难拒守。不得不退居沪尾，添筑炮台，另筑土墙，深挖濠窟，隔山坚守，以老敌师。隔山则巨炮不克移攻，登岸则坚船已归无用。非若死守基隆，彼长我短，胜算自可操也。”（《刘壮肃公奏议》，第8卷，第12页。）在这里，刘铭传提出了两条作战原则：战略上，要做持久的打算，利用有利的地势条件进行坚守，“以老敌师”；战术上，不死守滨海的基隆一城，避开“彼长我短”的不利作战条件，以使我军做到扬长避短。他坚信，若能贯彻这两条作战原则，则必可稳操胜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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