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不思全闽民食之攸系也，且此事周学健早奏台米发买之弊，皆出官吏之作奸，汝等此奏，想又入官吏之计矣。不能察吏去弊，而惟姑息了事，以博宽大之名，至内地民食仓储最要之处，则视为膜外，延挨一年半载，以冀回京。汝等鄙见以为最巧，朕不知者，朕知之岂不悉哉!”[33]一个多月后，乾隆盛怒未息，又一次传旨申斥该御史等，令其协同地方官妥善办理，不得掣肘。 每年利用官款购买台湾米谷，正是闽台地方官员从中牟利的机会。巡台御史建议停止釆买，等于断绝了他们的—条生财之路，引起了这些人的强烈反对。乾隆皇帝的申斥，又给了他们向巡台御史报复的机会。乾隆十二年（1747年），福建巡抚陈大受上奏，揭发巡台御史于养廉外，又分派台湾、凤山、诸罗、彰化四县轮值，每季需费三四百金。其出巡南北两路。供应夫车厨传，赏给各社番黎，操阅犒兵，俱令各县提供经费。巡台御史衙门滥准词讼，差拘滋扰，于额设胥役之外，更有奸民挂名，恃符生事。该巡察既有专制一方之意，而属员顺
意承应，虽有积弊，亦复上下相蒙。陈大受的奏折，说明闽台地方官员对巡台御史积怨甚深，己到了水火不容的程度。
乾隆阅奏大怒，发下—篇长长的上谕：
大凡巡察之员．或因—二事随时特设，尚于地方有益。至定以年限更换，在该巡察等奉命远行，既已视为传舍，及至彼处，而积习相沿，因循滋弊，懦弱者苟幸无过，坐待瓜期，喜事者擅作威福，诸事多所掣肘。夫御史所以稽查人者也，今乃自作弊，后先相袭不为怪，岂朕差往本意。其乾隆五年以后，历任巡台御史，俱著交部严察议奏。台湾本有总兵、道府大员，足资弹压。一切案件，原属本省督抚查核，似可不必另派巡察，以滋烦扰。至盛京等处巡察，所司不过注销案件等琐屑之事，于地方政务，亦未见有所裨益。所有各巡察之处，或应仍差往，或应一并掣回，著大学士卿详议具奏。[34]
吏部建议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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