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台御史，三年始行派往巡视一次，所有该处地方，一切事务均应实力查察，随时据实奏闻。现在该处地方官玩误疏纵之案，经杨魁查明参奏者不一而足，该御史等岂无闻见，何竟无一语入告?虽该抚等业经查参办理，而该御史等亦应细加查访，据实具奏。即该抚所奏，或有屈抑地方之处，亦应据实为之申理。今所奏不过寻常照例敷衍了事，即如盘查仓库一事，使地方官果有亏缺，该御史等行走长途，经过重洋，未免多需时日，早可豫为弥补，仍属有名无实，又何必以此一奏塞责。则巡察台湾之御史，可不必派往矣。塞岱、雷轮，俱著交部察议，所有杨魁奏到原折，并著发交阅看。[42]

几个月后，塞岱、雷轮奏报诸罗县洪笼肆窃一案。虽然奏报内容属实且引起乾隆重视，但并不能改变塞岱、雷轮二人的厄运。御史巡台制度从此名存实亡，塞雷二人也就成了最后一任巡台御史。

巡台御史设立后，职司稽查并参与处理台湾的司法、经济、军事、教育等地方事务，向皇帝报告，使台湾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进一步加强。巡台御史制度的削弱，使中央政府失去了—条了解台湾社情民意的重要渠道。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林爽文起义爆发，攻占彰化县城。闽浙总督常青飞咨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由鹿耳门飞渡进剿，同时向北京告急。乾隆不知真相，以为是寻常事件，连连告诫常青等不可张皇失措：“总以镇静内地为要，看尔等俱属张皇失措，为此朕却牵念，台湾常有此等事，此次何至汝等如是张皇畏惧。”“看来尔等皆过于张皇矣。岂有因一匪犯，使合省以及邻疆皆怀恐惧之理。”[43]不久，福建陆路提督任承恩奏报将渡台协办。乾隆又说：“岂有两提督往办一匪类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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