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史为耳目之官，事无远近，俱应据实入告,该地方既有此等情节，即当备细陈明。今该提督一一奏闻，而该御史等并无折奏，此岂设立巡察本意耶?况此系地方官承办之案，该御史虽非道府有司可比，而身处其地，耳目易周，当日之情形，与现在之舆论，禀报之真伪，办理之当否，俱可逐—究访，得其确实，著即明晰奏闻，以赎前愆。若与地方有司通同隐讳，以苟且了事为心，必将该御史等从重治罪。[37]
立柱、钱琦的第二次奏报，还是不能令乾隆满意。原来，闽浙总督、福建提督关于彰化*案的奏报，其情节有重大出入，乾隆希望从巡台御史的专折具奏中得知实情。但御史并未亲往现地勘察，又不便与闽台地方大员立异，其奏折便难免敷衍其辞。这就更加激怒了武断专横的乾隆，他说：
似此则巡察竟成了冗赘，于设官本意，失之远矣。立柱、钱琦著交部议处，原折并发。看来，台湾文有道府，武有镇营，足资弹压。巡察三年更替，徒拥虚名。事权则不如督抚，切近又不如守令，介在其间，在有志向上者，或以多事致败，而循分供职者多致志气隳颓，或且叹为摈斥外出也，于公事殊无俾益。所有巡察台湾御史，著三年—次命往，事竣即回，不必留驻候代，著为例。[38]
就在这—年，还剥夺了巡台御史兼任的台湾学政—职，改归分巡台湾兵备道兼管。
几个月后，立柱、钱琦奏报海盗抢劫商民、打伤巡洋兵丁一事。这一次，乾隆没有指责御史把海盗打伤兵丁报成渔民打伤兵丁。而是命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福建提督查明具奏。可见，他还没有完全否定巡台御史的作用。
按惯例，满汉两名御史应联衔会奏在台见闻。乾隆二十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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