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失也。盖物无定值，而纯视供求二者相剂之间。供少求多，难得则贵；供多求少，易有则贱。[6]严复否认商品价值最终由凝结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原理，主张价格完全由供求关系决定，此见无疑是严氏的一大失误。但严复的主旨是强调在市场的基本规则下自由竞争，是完整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经济运行以市场价格为轴心自由竞争原则决定了整个社会经济的组织也必然是以效率为最高原则。与严复相比，康有为等维新领袖尽管尚未形成以市场为中心组织社会经济的见解，但他们明确反对*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主张产权归属经营者自己，人人皆按自由原则自行组织生产，自谋生计，自求发展。按这种制度组合起来的社会也必是一种以追求效率为中心的社会。
在康有为严复时代，建构效率经济无疑是最合历史潮流之举，也是中国走向富强的必经之途。但是，由于维新群体中大多数人都深受过纯粹的中国文化传统熏陶，不可能为效率而忘记结果平等（或说平均）。他们在实际运作中主张效率原则，在理想王国却仍然向往着高度平等的完美社会。康有为在领导维新运动失败后写成了描绘其完整乌托邦理想的《大同书》。与维新方案相反，《大同书》展示的是一个人人完全平等幸福的人间天堂和极乐世界。康氏大同社会的特征首先是实行公有制：“今欲致大同，必去人之私产而后可，凡农、工、商之业，必归之公”。“使人无私家、无私室、无私产、无私店，无家而禄厚，性美而教深”。这不仅是一般性的经济公有制社会，而且是全部生活社会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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