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到辽东，每船年可“往返四五次或五六次不等”，“沿海贫民以搬运粮石活生者不下数万人”［（５４）］。天津、山东往辽东的船只有卫船、登邮、红头等船，卫船、登邮大的可载重１１００－１３００石，红头３００石，也有１００石左右的小船［（５５）］。我们按偏低估计，若每船来往４次，平均每船装４００石，年运米量就有１２８万石，如果加上直隶沿岸的私贩船和辽东向山东登莱地区输出的粮食，年总数１５０万石是可能的，奏报中说运粮数十万石，那太少了。其次是辽东到江南，乾隆以后，“关东每岁有商船二三千只至于上海”，“载豆麦杂粟，一岁三运以为常”［（５６）］。据包世臣言，嘉道之际，每年运往上海的关东豆麦达到“千余万石”［（５７）］。这个数字可能偏大，６００－７００万石应不成问题。再就是福建台湾到漳泉的米谷运输约１００余万石。除此以外，还有象前面提到过的山东胶州、日照到江苏海州，浙江宁台温至福建，以及广东省内的沿海粮食贩运等，总计海上的粮食运输量可达１０００万石。
最后是其它中程距离的运输量，有关这方面的资料都比较零星，有的也没有留下明确的记载，以能够估测的数字来看，比如乾嘉时云贵等省开矿很盛，在云南，“厂分既多，不耕而食者约有十余万人，日糜谷二千余石，年销八十余万石”［（５８）］。它们大抵由四川运入。贵州通过湘桂川运进的粮食，可能也会有３０－４０万石［（５９）］。福建的闽江水系运粮额约在４０－５０万石。在北方，河南麦子杂粮运往山西、陕西，内蒙粮食运往京师、山西、陕西，年销量几十万石亦不成问题。这样便有了２００多万石，再有不少我们暂时还不能作出估算的运输量，权且算作１００万石［（６０）］，总计达到４００万石之谱。
根据上面各运粮线路的统计，清代中前期的全国中长途商品粮流通量约为４６５０－５７５０万石，不过这也是个并不完整的数字。
估算出中长距离的粮食流通量，不等于已得到了全部商品粮数额，因为投入市场的不等于都参与中长途贩运，遍布于全国各地的粮食初级市场，有很大一部分被就地交换消化了，这在前面曾作过交待。在此，我们选清末奉天城的例子再稍示补充。该城宣统二年（１９１０）集散粮食１１４万石，其中被转到营口、大连外销的４６万石，外销量只占集散量的４０％［（６１）］。这则资料时间晚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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