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而达广州的粮道；有江西南安府到南雄州，在始兴县装船至韶州达广州线；有福建汀州府经汀江而到潮州，或由石窟溪到嘉应州，或由广州经东江到惠州、嘉应州线；在福建省，有从建宁、邵武、延平沿闽江达福州线。浙江的缺粮主要通过长江由苏州枫桥、平望方面进行补充，另外也自江西广信府陆运少部分粮食。同时又有适当的输出，如稍有余粮的金华府，溯新安江向安徽歙县、休宁、绩溪进行运送，又福建渔民趁打鱼之便，在温台宁沿海买粮而返。在四川，通过赤水、横江和金沙江向云南、贵州运粮。此外，贵州又通过沅江上源的ｗù＠②水和清水江，西江支流都柳江，得到湖南和广西来的粮食。粮食属于量重和消耗性商品，在长途运输中适合于集中大量装载，所以运销线路多沿着江河、海道，那是毫不奇怪的。不过在北方，不少地方无水可借，这就只好陆运，象京畿仰仗“八沟粮石”，山西太原府“得食归化之粮”，主要靠车拉畜驮而来［（３４）］。
当然，由于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交通等条件差异很大，所以运销范围和市场量的大小也有不同的差别。江苏海州，“地界海滨，需用米粮，客贩稀少，惟东省日照等县，间有贩运豆麦杂粮至州者”［（３５）］，市场所及，只是邻近的山东沿海少数州县。贵州省城贵阳“食米全赖定番、广顺，若定番之米数日不至，则价陡昂”［（３６）］，范围也很狭窄。湖北恩施县，“邑之谷米，外贩不至，一邑之粮尚济一邑之食”［（３７）］，粮食交易更没有超出本县范围。再一种情况是有的地区虽有余粮，但运输不便，形不成市场，贵州苗区，“因舟车不通，商贩不至，即有余粮，无可粜售，故所种不过可供一家之食足矣”［（３８）］。在新疆乌鲁木齐，因为余粮无法外运，竟成为全国粮价最贱地区［（３９）］。不过，类似贵州苗区和新疆乌鲁木齐的毕竟只是少数（而且贵州苗区后来也有变化），就全国来看，粮食市场已遍布于城乡各地，粮食作为商品，不管是农民地主，或士兵官吏和工商业者，都因买卖粮食而与市场发生或多或少的关系，商品经济的触角由此而伸得更深更广了。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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