佣工及帮闲人等等，加上近畿及象天津等城镇，都要耗费粮食，而直隶总体上又是个缺粮省份。故还需运进更多的商品粮，这主要仰仗运河。据康熙五十五年（１７１６）有关官员上报统计，当年度从山东、河南两省运到直隶的商品粮２００余万石［（４４）］。又据有关资料，乾隆二十七年（１７６２）七月十五日至八月十一日，不到一个月，经临清关北运的“商贩麦船”就有１１００只，运麦３１６１８０余石［（４５）］。照保守估计，年北运粮也可到达２００万石。有的学者根据乾隆间临清关榷关官员上报粮食过境免税数的统计，推算出年粮食流通量是５００－６００至１０００万石之谱［（４６）］。当然，这个数字就不只是豫鲁二省了，应包括从南方运来的大批米谷。在运河的粮食流通中，一方面是米麦杂粮北运，另一方面也有相当数量的北方豆麦南运江南。以乾隆九年（１７４４）为例，经淮安关南运的豆货便有５１３７４４０石［（４７）］，这与同期按过关粮食免税额推算数约略相当（八、九、十三年平均数量５２４万石）［（４８）］。如果我们将南北两个运粮数权加，再加上漕粮中的商品粮数，三者的流通量应为１２００－１７００万石。
三是通过珠江水系运送的粮食。数量最大的是西江水系，将广西、湖南米运到广东。雍正至嘉庆间，官员们明确上报的是“一百二三十万”［（４９）］，“不下一二百石”［（５０）］，或“一百数十万石以上”［（５１）］。有的学者认为“这仅仅是过关税的数字，考虑到漏税的部分和不用纳税的灾荒时的贩运，边界圩市贸易和每年数以十万石计的官方调运，似乎可以认为十八世纪中后期广西每年向广东供应的稻谷，经常达到３００万石之数”。另外加上通过北江水系从湖南、江西以及通过海路从台湾输入的米谷，总数约在４００万石左右［（５２）］。
四是海上线，由北到南，先是辽东牛庄、锦州到天津和山东登莱。乾隆五十年（１７８５），有关大臣奏报：“天津航海商船领票赴奉天者八百只，其运回粮石不下数十万石”［（５３）］。在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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