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农村集市贸易很早就出现了，到清代，不但内地各州县发展普遍，就连边疆民族地区也不乏记载。“集市之设，原因村舍远离城市，乡民家居日用些小之物，不能跋涉远行购买，是以于大村镇设有集期，四散庄农就近赶聚集场，彼此交易，实行便民”［（１）］。农村集市的交换产品，尽管名目不少，但粮食始终是最重要、最常见的物品之一，而且愈是农村经济落后地区，粮食在集市中所占的份额也最多。山西寿阳县，“以农为重，上户田多者积蓄有余，凭粜粮以为日用之资，即中户稍有赢余，或三斗，或二斗，亦凭出粜为水火之用”［（２）］。河南嵩县的十几个集市，主要是以“市易盐米”，“民惟盐米农器”，或“市惟盐米蔬菜”［（３）］。广西灵川县，“三日一圩，至则蚁屯，去则鸟散，其地荒僻，米薪诸物，全赖圩期遍买之，以储三日之粮”［（４）］。在四川，也是“乡晨以米为货，易其所无者”，结果一些交通渡口，演变为“聚米之场”［（５）］，有的还专称“米口”，如江北厅寸滩，“置有义渡场，通两路口等处，米口”；另如乾阳渡、唐家沱渡等，亦均称“米口”［（６）］。在北方的某些地方，还按集散货物分成大集、小集。山西保德州，“大集米粮、杂货入市”，“余则米粮小集”［（７）］；河南ｈé＠①阳县，“市粮食者小集，市诸物者为大集”［（８）］。因为农民的日用耗费主要靠粮食去交换，所以不论小集大集，都离不了它。
在集市中销售粮食的不只是农民，地主也常常在卖粮。据顺治十一年（１６５４）曲阜孔府所属汶上县檀家庄、疃里庄和袁家口三个田庄的“地租收支帐册”记载，这一年他们向集市抛售的粮食，分别占该庄全部租息收入的４６％、３９％和３０％［（９）］。曲阜孔府系贵族地主，在经济上具有很大的自足性，尚且有如许高比例的粮食投入集市，对一般地主，除本身消耗和适当储备外，可能会把更多的粮食卖到集市中去。
农村集市的粮食贸易，一部分通过互通有无就地消化了，另有相当部分通过商人集中起来，以便贩运到缺粮地区。这样便出现了比通常农村集市更高一级的聚散点。一般说来，此等聚散点差不多每个州县都有。湖南黔阳县扦口市，“为渠水入源之地，上通贵州苗峒”，既是个木材市场，同时“附近乡村并邻境肩运米粟者，亦就水次粜焉”；该县东北的新路市，“前临沅水，后通宝庆”，“盖乡民自溆之龙潭来，朝发夕至，次日即返，肩挑贸易，乃米码头也”［（１０）］。安徽寿州，“米麦豆谷贸迁者皆集于正阳、瓦埠”［（１１）］。江苏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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