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多由海路进入，乾嘉之际，每年出入达几千艘次。在天津，不包括漕粮，年集散商品粮当有数百万石之谱。至于还有一些城市，如南京、苏州、福州、厦门、广州等，更多的是作为粮食消费点而出现的，但同时又将一部分米谷转运到周围地区。以苏州为例，每年运抵米谷至少有４００－５００到１０００万石，本城消费不过百余万石，其余绝大部分贩往近傍缺粮城镇及浙江、福建等省。“苏郡米粮聚集之所惟枫桥、平望二处，浙省杭嘉湖宁绍各郡客贩赴买运回者络绎不绝”［（３２）］；又如“湖广之米日至苏州者不可胜数”，而“苏州之米须从乍浦由海运来闽”［（３３）］。类似苏州的情况，在厦门、广州等城市中，也都不同程度的存在。
在我们谈到的粮食集散体系中，如果说，散布于各地的农村集市是呈网状形的，那么中心镇集便是这网的集中点，最后按交通（主要是水上交通）线路，形成一条条相对固定、长短不等的粮食行销线，而那些地区性的集散点，或象汉口、临清那样在全国都有影响的大米市，差不多都分布在线的两头或中间的交通要口。
在清代业已形成的粮食集散线路中，里程最长、运销量最大的便是东西长江线。它从上游四川起，经两湖、江西、安徽到江苏、浙江为止。与长江相通的岷江、嘉陵江、汉水，以及通过洞庭、鄱阳两湖的湘赣诸水运道，亦均与之相通。大体上中游是粮食输出区，下游的江浙两省及福建是接受地。沿此线路的成都、重庆、汉口、湘潭、南昌、芜湖、南京、苏州等等，便是这条线上的重要米市场。南北运河线是仅次于长江线的粮食运输通道，影响所及，包括了长江中下游、卫河及海河、淮河诸水系。在这条线上，既有南粮北上，也有北粮南下的。沿途的淮安、济宁、临清、天津、通州便是主要集散中心。再就是两广的西江水系和与之相连的湘江中上游段。在此，广西、湖南是粮食输出地，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区是消纳地。沿江的梧州、三水、广州、佛山都是重要集散点。清代海上的粮食运输也十分繁忙，象辽东至天津，辽东至上海、台湾到漳泉，上海、乍浦至福建，都是当时重要航线。其它象广东的高雷廉至琼州、至潮州，台湾至潮州，山东胶州、日照至江苏海州，辽东至山东登莱等等，也舟运不断。
至于还有一些规模不及上述运销线的，那就更多了。象广东与湖南间，有自衡州溯耒水、郴江，经宜章陆运至广东乐昌，入武水、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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