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心理情绪，自大一般可分为两种不同的样态：一种是良性的，另一种是恶性的。良性的自大情绪是肯定并爱护自己文化的风俗、习惯、制度、文物、传统、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理想，但同时也欣赏并尊重其他异质文化的存在；恶性的自大情绪首先不自觉地肯定有些绝对的价值，而这些优于一切其他文化的绝对价值只存在于我族之中，因此对别的文化特征都看不顺眼，而有意无意地采取一种鄙夷甚至拒斥的态度。（参见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第121页。）

　　由于千百年的历史积淀，中国人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文化心理情绪，即鲁迅所说的“爱国的自大”。（鲁迅：《热风·三十八》。）当它处于顺利的情境时，会沿着良性的方向发展，无所束缚无所顾忌地引进、消化外来文化，丰富自己民族的精神生活和文化内涵，如汉唐盛世；当它处于不顺利的情境时，便会朝着恶性的方向延伸，不顾一切地排拒外来文化的影响，这种心理情绪是非理性的，它不是靠理知的客观事实来支持，而是靠往昔文化上的傲慢惯性来支持，靠筑起一道价值的围墙挡住外来的挑战来支持，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莱特（Arthur F·Wright）曾对这种心理情结作过有力的揭示。在他看来，中国长期处于相对的孤立状态之中，因而在技术、制度、语言和观念上都发展出一种高度的自我满足感。在悠久的岁月里，受过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之精萃不知世上尚有在任何方面足以与他们自己的文明相颉颃的其他“文明”。环列于周边的都是一些文化不甚发达或未开化的“蛮夷之邦”。由此中国人形成并抱持着两种看法：第一种看法是以为中国在地理上乃文明生活之中心；第二种看法是以为中国文化在一切方面都优于别的一切文化，无论在礼仪和道德上，无论在国家和社会组织上，无论在技术和文学上，无论在人民性格的陶冶以及智识的启发上，都如此。这种看法形之于对外关系，便形成了一种以尊临卑的华夷等级秩序，即把中国目为*上的宗主，把周边的一切邻国看作臣服的附庸。上述第一种看法结晶为“中国”这个最常使用的名词；第二种看法则反映为另一个常用的名词“中华”（“位于正中的文化之华”），这两种看法构成了中国文明的自我影像之基础。这是一种充满自足感和优越意识的自我影像。在这种自我影像的背后是漫长的岁月所累积起来的文化优势。相对于周围落后的藩邦属国而言，中国文明确曾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遥居领先地位，不仅精神生活如此，经济生活亦无待旁求。就这个意义上说，处于这样一个价值自足的文明系统里的士大夫所坚执的内夏外夷文化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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