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但在悠久的历史岁月里，这种文化信念并没有随着历史的推移而改变，相反导致了文化自我中心主义以及对外来的文化信息的漠然态度。而中古时代的“万邦来朝”、“四夷宾服”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宗藩秩序和朝贡制度又固化了中国人的优越感、自足意识和自大心理情结。乾隆中叶以来的闭关锁国政策更把这种自大心理情结推到了极其愚妄夸诞的地步。于是而有所谓“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物以通有无”；“天朝德威远被，万国万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东华续录》，卷47。）“天朝臣服中外，夷夏咸宾，蕞尔邦夷，何得与中国并论”。（《仁宗睿皇帝实录》，卷202。）在这三段话中，前两段是1793年乾隆皇帝在答复英国公使马戛尔尼通商要求和复英国国王的来书时说的，后一段话是1808年嘉庆皇帝的谕旨中论及中英两国地位时说的。三段话各有侧重，但口气和心态却完全一致，集中而典型地外化了那种半是虚骄半是愚昧的自大心理情结，反映了处于同一的文化背景之中的中国皇帝所可能有的同一的识力和目光。对此，来华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札记》中曾有一段描述：
“因为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作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80页。）虽然这是一个来自另一种文化并带着传布上帝福音使命的传教士的议论，但它却以另一种目光窥见了中国人妄自尊大的一面。从“输诚慕化”、“万邦来朝”的既成观念出发，来自遐方的西方人“一体被中国人看作是夷人。他们那种亚洲式睥睨一切的气概是那样浓厚，以致不屑再分什么彼此厚薄”。（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第6页。）在乾隆和嘉庆年间编纂的两部《大清会典》里，甚至把西洋诸国（包括荷兰、葡萄牙、意大利、英吉利）都归入自己的朝贡国，把通使视作向“天朝上国”“进贡”、“倾心王化”。
自大不屑于看世界，以为自己就是世界；而不屑于看世界又进一步强化了中国人的自大心理。在近代中西对抗的过程中，尤其是在“抚夷”和“剿夷”俱穷的困局下，这种自大心理又畸变为三种样态。
（一）盲目排外。在传统中国，儒家的礼乐教化和纲常伦理向来被视为判断文明与野蛮的唯一的价值尺度，中国而失礼义则夷狄之，夷狄而能礼义则中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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