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一价值尺度出发，中国士大夫很自然地形成了一种“只有以夏变夷，未闻以夷变夏”的文化观念。当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被西方侵略者用炮舰轰开以后，文明与野蛮在空前地位移。这种内夏外夷的文化观念就表现为对外来文化的拒斥，讲究西学被目为“用夷变夏”，讲究西学者则被视为“异类”。郑观应深有感触地说，那些“自命为正人者，动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曰名教罪人，士林败类”。（《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7。）不仅自己不屑于此道，而且还阻止别人讲求此道。与内夏外夷观念相适应的，是重本轻末的价值观念。在正统士大夫的视界里，义理才是本，工艺技术不过是末而已。中国自古首重义理，西方擅长的至多不过是末技。一代理学大师倭仁说：“立国之道尚礼仪而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学，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未闻有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7。）这并不能完全视为理学家的空谈性理，在这种议论的背后是积久而形成的一种文化心理惰性，表现了一个“以忠信为甲胃，礼义为干橹”者对西力迫来的恐惧和不安。这种恐惧和不安在十九世纪中后期的正统士大夫中带有流感一般的普遍性。且看朱一新的另一番议论：
“……百工制器，是艺也，非理也。人心日伪，机巧日生，风气既开，有莫之为而为者，夫何忧其艺之不精？今以艺之末精，而欲变吾制度以徇之，且变皇义理以徇之，何异救刖而率其足，拯刖而入于渊？是亦又可以已矣。……治国之道以正人心，原风俗为先。法制之明，抑又其次。况（中国）法制本自明备，初无俟借资于异俗。讵可以末流之失，咎其初祖，而遂以巧利之说道之哉”？（朱一新：《佩弦斋文存》，卷上《复长孺第四书》。）这是出于对末技冲撞义理的恐惧而作出的抗拒性回应。这种回应本能多于理知，是传统的本末观在近代的延伸和畸变。直到庚子之变后，这种建基于自大心理情结的文化信念才有了根本性的改变。
（二）“西学中源”说。“西学源出中国”即把外来的新事物新学理强制性地附会为中国古已有之，“引中国古事以证西政，谓彼之所长，皆我所有”。所有外国文化归根到底都源于中国，“如星气始于臾区，勾股始于隶首，浑天昉于玑衡，机器造于班墨；方诸阳燧，格物所宗，烁金腐水，化学所自；重学则以均发均悬为滥觞，光学则以临镜成影为嚆矢；蜕水蜕气，气学出于亢仓，击石生光，电学原于关尹”。（见严复《救亡决论》，严氏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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