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这种说法。）所有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无一不是“中国所固有之，西人特踵而精之”。（江衡：《崇尚西人之学之辨》。）“究之泰西之学，实出于中国，百家之言藉其存，斑斑可考”。（《翼教丛编》卷5，《湘学公约》。）持这种说法者，终清代而不息，但有保守与维新之别，用心并不一致。保守者以此说为由拒斥外来文化；维新者则往往是迫于某种信息和规范的压力，惟恐刺伤披发左衽的民族隐痛，蹈“用夷变夏”之嫌，不得已而采取的权宜之计，从而为西学在中国扎根创造条件。诚如钱钟书先生所说：“盖引进西学而恐邦人之多怪而不纳也，援外以入于中，一若礼失求野，豚放归笠者；卫护国故而恐邦人之见异或迁也，亦援外以入于中，一若反求诸己而不必乞于邻者。彼迎此拒，心异而貌同耳”。（钱钟书：《管锥编》；第3册，第970页。）这种说法流行是因为它深深扎根于小农经济的土壤中而又攀附在民族感情的大树上，反映了一种难以抹去或放弃的民族优越感。
（三）“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论。在近代中西对抗的过程中，人们真切地感受到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所具有的巨大威力，中国之杂艺不逮泰西，即在器物技术层面上远不如西方已没有什么疑义，因而逐渐被承认。但“中国人数千年以来，受圣经之训，承宋学之俗，以仁让为贵、以孝弟为尚、以忠敬为美……则谓中国胜于欧美人可也。”（康有为：《物质救国论》。）西方在物质文明方面胜于中国，但“教育文化远逊中华”；中国在物质文明方面不如西方，但“道德、学问、制度、文章，则夐然出于万国之上”。（邵作舟：《邵氏危言·译书》。）因此，要紧的不是“西方文化奇渐”，而是“中国文化西被”。（柳詒征：《中国文化西被之商榷》。）于是，中国士大夫固有的自大心理情结又衍生出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东方的文明是‘精神文明’，西方的文明是‘物质文明’。……东方的人说：东方虽然被压倒了，但是它的‘精神文明’还是优于西方的。这是一种自我解嘲之辞”。（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冯友兰全集》，第1卷，第190页。）尽管是自我解嘲，但这种用“瞒和欺”所编造出来的“奇妙的逃路”，毕竟多少满足一下士大夫自大心理情结的要求。
鲁迅先生说：“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侯，就如将被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被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第241页。）在对压境而来的西力的推拒、退缩、逃避的同一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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