裔考一。）是一种无容置疑的观念。利玛窦在《中国札记》中说，他曾见到过这样一幅地图：大明帝国十五个省，被画在地图中间部分。在其四周所绘出的海中，散布着若干小岛。在各小岛上填上当时中国人所曾听说过的所有其他国家的名字。而所有这些小岛加在一起的总面积，还不如一个中国最小的省份的面积大。（《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79页。）这幅地图错谬百出，但它形象化地反映了“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这一确凿无疑的观念。虽然，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和联系，在远古的传说中就有所反映，周秦以来历代的史书以及数量可观的私家著述也都有这方面的记载；虽然在先秦时代就曾有人对中国之外的整个世界作过猜测；虽然在漫长的历史中，诞生过一些杰出的旅行家和探险家，出现过一批在当时勘称世界一流的地理著作，也有过称得上世界史上壮举的航海活动；但这些记载、猜测和活动并没有对中国人天朝意识的改变产生有力的影响。更没有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形成一种新的世界观念。
十六世纪末传教士梯航东来之后，曾以欧洲人在“地理大发现”中所获得的认识为基础，传播了有关地球、五大洲、地带、海陆分布、各洲及各国简况的地理知识，以及其他人文和自然科学知识。据统计，仅1620年全尼阁、傅汛际、汤若望等一次即赍来西书七千余部。即所谓“异国异书，梯航九万里而来，盖旷古于今为烈”。处风会之中的中国士子确实也有不少表现了浓厚的兴趣。如徐光启主张“虚心扬榷，令彼三千年增修渐进之业，我岁月间拱受其成”；梅文鼎亦力主会通中西，强调“深入西法之堂奥而规其缺漏”（阮元：《畴人传》之三十八。）；等等。这些议论无疑显示出一种深刻的历史自觉。但在那时的中国具有这种目光、心思和胸怀的人是不多见的，而高唱“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的杨光先辈却比比皆是。这里不想旁征博引，姑举数例以说明之。
例一：利玛窦来华传教，曾绘制《舆地全图》，并把它印送给中国士大夫，以便与他们交结。可是该图把中国放到稍为偏西的地方，不放在正中，而在全图中，中国又似乎很少，这引起了中国士大夫极大的不快。魏浚以利说荒唐惑世而力辟之：
“近利玛窦以其邪说惑众。……所著舆地全图，及洸泽睿渺，直欺人以其目之所不能见，足之所不能至，无可按验耳。真所谓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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