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隶省禁烟先于他省，收效较快。禁烟公所散于天津、保定，分所二百有奇。百姓戒烟者不下三万人，烟馆改业者八百余家，栽烟之地，去春已绝其迹。山东戒烟会有三百四十九处，戒烟者约八万五千余人。陕西全省戒烟局所共四百多个，戒烟者十五万七千人。福建去春统计，全省吸烟人共二十四万，至今戒者五万五千人。浙江吸烟者约二十七万五千余人，前年骤减十八万五百人。江苏三十七厅州县，有熟膏店一万二千七百九十余家，每日售出之烟有三万九百九十两，至昨春已减两千八百三十余家，每日售烟之额亦减一万八百余两。其他行省出程度不同的出了类似的情况。这里的统计未必十分准确，但却说明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禁烟热潮“实可谓举国一致”，[22]戒烟之风盛行一时。

讲求卫生体育是清末变革陋俗的重要内容。中国人“居处服食一切之不洁”的恶俗相沿已久，却很少有人视它为“至危极险之事”。[23]一般人不太讲求养生的道理。平素无病不防备，有病求鬼神。戊戌以后，有人开始注重和讲求卫生，认为卫生就是保护身体、保卫生命。清末有人认为“卫生”二字有自身的含义：令人生病的东西很多，人要保存生命，就要想抵御生病的办法，这就有护卫自己，抵御外物的意思，所以用“卫”字；按抵御之法实行，永保健康，就不致夭折生命，所以用“生”字，这就叫“卫生”。[24]当时提倡体育，也是把它视为卫生的一个手段和方法。有人把人体健康看成是国家的大事，以为“快枪巨炮不足恐，强敌利兵不足忧，所足恐忧者，独吾人之病弱耳，一人之身体，一人之精神焉；一国人民之身体，一国之元气存焉。”健康之国家寄于健康之国民，所以“卫生者人间万机之要素，一国之休戚，一家之盛衰，所由系也。”[25]就个人来讲，如果没有健康的体魄，“虽有高大之识，广博之学”，[26]也没有任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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