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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研试论十九世纪中期战乱之前安徽双重统治的格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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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0:54:2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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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之族均好几千人；任柱一族分布在蒙城、宿州，人数多得难以统计。（注：张珊《捻军史研究》第53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版。）各个宗族同一男性祖先后裔的小家庭，具有共同生产生活方式、观念 意识（传统文化、风俗、归属感等）、血缘联系的纽带。中国“诸子平分”的继承惯习，削弱了家庭，强化了宗族。一方面诸多家庭在化整为零、化公为私的过程中，不断化大为小、化 富为贫，生存竞争能力普遍低下；一方面分化后而成的家族以“公产”的形式，保持一定的经济力量，以“祭祖”、“续谱”、“族规”、“族长”、“祠堂”等形式，拥有绝对的精 神力量，从而增强着同质、进行相同生产活动而彼此之间没有多少横向依赖性的“私”的小家庭对“公”的大家庭——家族宗族共生共存的纵向依赖性。于是“共同社会性”与“利益 社会性”互为表里，使基层社会形成了一个个牢固的宗族群体或宗族组织。《合肥风俗记》记载：四乡之民多聚族而居，故宗法极重。每族各设一祠堂，族大者多至四五处。祠内供历 代祖先之牌位，每届清明冬至二节，族人群赴祠中祭祀，或族中有重要事件发生，亦于祠中开会决之。族中规例极严，举凡族人争吵、沟洫等事，均取决于族中贤者长者。必重大案件 ，为族人调解不开者始讼于官。官之判断，仍需参合族绅之意见，族中有不法而败坏一族之名誉 者，族人得召集会议于宗祠处分之。或罚以金钱酒席，或责以杖，重且至于绞死。（注：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安徽合肥风俗记》。）在地方守法纳赋、安民缉盗两件大事上，宗族组织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谯国曹氏家训有： “君臣之义通于天地”，我族“但有一命之托寄，务为忠良，上不负天子，下不负庶民”（注：《谯国曹氏族谱》，《家训》。）。香山戴氏族规有：“钱漕乃天庚正供，凡族中有田亩者，每年夏税秋粮早为完纳，毋得逋欠致于差追。如敢违抗，概治以家法，并速令清完。”（注：《桐城香山戴氏宗谱》卷首，《计开条规》。）馆田李氏家法有：“吾人 安居粒食、享太平之福者，皆朝廷所赐也”。“倘有奸猾鄙吝，昧奉上急公之义，拖欠不完；又 或与他人应完之课兜揽入手，而设计侵欺……亟宜于祠内责之，使之改过，不罹其罪。如强 项 执梗，不肯俯服，即送官究治。”（注：《太平馆田李氏宗谱》，《李氏家法》。）完赋之期，大姓巨族大都裹粮而往，“以误公为惧 ”。（注：许承尧《歙事闲谭》卷十八，《歙风俗礼教考》。）
而各个宗族也同样是同质、进行相同生产活动、彼此没有多少相互依赖性的组织，只是出 于共同的经济利益及需要，依靠共同的经济活动、公益活动、信仰文化和所服从的共同的权力联系在一起，产生互动共生的关系，超越本族、组成各族联合的乡族组织，形成彼此有别 又有联系的区域社会。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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