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象上说。研究自耕农与佃农的历史地位，科学的办法是寻找她们各自在农户中的比重，有了数据，事情就不说自明了，但是历史文献没有提供造方面的必要资料，因此只好退而求其次，依据史料作些估计，这当然是很不可靠的，所以也没有学者就此作过全面的论述，只是在宋代、清代等几个断代史方面有过研究。笔者认为这项工作应当做，虽然估计会有不当，还是试着作一下。

    从战国到明清时代，自耕农、平民佃农、依附农同时并存，各个历史时期都有她们的身影，们是她们在各个时代的数量及地位是不同的，变化的，实际比重是不一样的。如何估计她们，笔者的方法是看她们在官方、*家、政谕家眼中的地位，官方及这些人重视那种人，就如同一架天平，看到她们的价值了。战国秦汉时期自耕农大量出现，从李悝、晁错、董仲舒、王莽等人的论述中可以获知。他们立论的出发点，是保护纳税的自耕农和平民地主，以维持政府的经济基础。从中不难发现自耕农和地主应是农民构成的主体，应占农户的大多数，根据历史事实，地主人数少，所以主体成分又是自耕农。当然，董仲舒、王莽对佃农也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不过还不是把他们当作主体来论述的。现代学者虽没有对此作过分析，但有些论点，可为我们借用。吴荣曾认为战国时代有“数量很多的独立小农”，秦汉时期“有不少的小自耕农”[106]。刘毓璜认为西汉自耕农经济发达[107]，不言而喻，是自耕农众多了，否则怎幺能有她的发达经济呢!因此笔者产生战国秦汉时期自耕农是农民构成主体的看法，同时也认为那时佃农、依附农，农业奴隶数量也很多，但处于次要地位。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自耕农依然众多，笔者还是从官方、政论家注意的焦点，即土地制度，赋税制度、刮户政策等方面来观察，对此，已在第二节里作了说明，这裏只需指出政府的那些田制，税制和刮户都是为控制纳税者的，也即自耕农和小地主的。前述宇文融刮户八十余万，是客户。杨炎实行两税法，检核户口，“得主户三百八十万，客户三十万”[108]。这里的客户，不是宋代的佃户涵义，而是原来没有入籍的自耕农户。客户一搜查就得到那幺多，可知自耕农在唐代依然是民主体成分。同时，中古的依附农有了大量的增加，特别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使她与自耕农地位相接近。宋元明清时期，佃农数量和地位上升，大约在一个朝代开国时期，自耕农比重超过佃农，而后的情况就反过来了。根据北宋官方的户口统计，主户与客户的比例约为二比一”[109]，宋代的客户基本上就是佃户，如此说来纳税的主户要比佃户的客户多得多，当然官方统计很不可靠，远不能按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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