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献中可以发现,文帝时期、武帝时期和成帝时期治河仅仅是堵塞决口,工程期限短,完工后没有维修和保养河堤的记载。宣帝时光禄大夫郭昌穿渠则是未雨绸缪的行动,是对黄河堤岸进行维修和保养的开始。宣帝地节年间,“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水流之势皆邪直贝丘县。恐水盛,堤防不能禁,乃各更穿渠,直东,经东郡界中,不令北曲。渠通利,百姓安之。”[7]光禄大夫属光禄勋,掌议论,本应与领导治水工程无关,单从本身职务来看,也是临时差遣。但临时差遣其实已经蕴含着制度化。郭昌曾以校尉或将军身分临时差遣治河,其为光禄大夫时仍被派去穿渠,可见当时政府是非常注重治水经验的。
三、僵滞阶段(成帝到王莽时期)
西汉水利官署一直在演变。太常、大司农、少府、内史、主爵中尉等都设有主管“陂池灌溉,保守河渠”的都水长丞[8]。汉武帝时,以都水官多,置左右使者各一人[9]。但还没有专管黄河水利的衙署。据《汉书·沟洫志》,成帝建始四年(前29)派遣河堤使者王延世治河。这是“河堤使者”官名第一次出现在史籍中。既然当时派遣此官前去治河,则此官名至少在这以前就已出现。在成帝时期,还出现了“河堤都尉”[10]官名,说明当时已经建立了一套防止黄河水患的人事制度。但如果没有高素质的人才领导,再好的制度都起不了效果。完全依靠制度,制度的僵滞有时会反过来起负面影响。成帝时期,黄河水患制度开始出现僵滞,不能有效防治水患。此阶段制度僵滞有三个原因:
一是工程负责人依经办事,僵化理解河道治理。武帝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从元帝时代开始,儒家思想成为汉代政权的*指导思想[11]。为了更有效防止水患,逐渐形成了依经治水制度。《尚书·禹贡》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地理著作,记述了上古大禹治水的事迹,为后世治理河流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也成为汉代治水的根据之一[12]。依经治水制度使得政府在选拔治水工程负责人时偏好精通《禹贡》的学者。从临时委派官员到由一定标准选拔治水人才,是一大进步。有依据本可使治河更有效率,但《禹贡》毕竟没有完全反映当时黄河的实际情况,如果盲目依经办事,也会降低治水效率。制度的僵滞在成帝初期开始显露。西汉中后期,黄河堤岸并不不稳固。郭昌发现了问题并开始补救,成效却持续不长。成帝初,清河都尉冯逡上奏说,郭昌穿的渠已坏,应该再次穿渠,否则后果非常严重[13]。冯逡的建议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丞相、御史推荐博士许商前去巡视。许商是当时的大数学家和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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