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促使社会进一步发展创新，激使人们奋发，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僵滞的制度却会限制社会的进步，消灭人们创新的积极性，最终使社会发展停滞。黄河从周至清初，已历经四次大的改道，河道发展状况有了很大变化，故而河道治理也应顺时而变，不能固守前代的经验。清代的治河制度集一千多年封建王朝治河制度之大成，体系宏大，规章严密，连细小的治河材料都有详细规定，但却不能充分发挥出治河者的创造性和劳动积极性，加上封建末世的社会环境影响，治河制度从总体上说是一种僵滞状态，不能解决河患问题。种种阻碍治河效果因素可从治河过程中得到说明。
清代治河制度的变迁可分为两大阶段：
一、创新有效时期（顺治至乾隆中期）
明朝后期黄河虽经潘季驯等人精心治理，但政随人亡，潘氏不久黄河又多次决溢。由于晚明河政废弛，黄河决溢自流糜烂不堪，顺治元年即有大水，“黄河自复故道，由开封经兰、仪、商、虞，迄曹、单、砀山、丰、沛、萧、徐州、灵壁、睢宁、邳、宿迁、桃源，东径清河与淮合，历云梯关入海”[23]。清虽刚入关，但以前河政管理制度尚存，清廷继续晚明简单的堵口策略。“（顺治）七年八月，决荆隆朱源寨，直往沙湾，溃运堤，挟汶由大清河入海。（杨）方兴用河道方大猷言，先筑上游长缕堤，遏其来势，再筑小长堤。八年，塞之。九年，决封丘大王庙，冲圮县城，水由长垣趋东昌，坏平安堤，北入海，大为漕渠梗。发丁夫数万治之，旋筑旋决。”顺治十四年（1657），朱之锡总督河道，继续实行堵塞方略。“是年决祥符槐疙疸，随塞。十五年，决山阳柴沟姚家湾，旋塞。复决阳武慕家楼。”这种毫无创新的策略无法适应黄河的变化，自然起不到应有的效果。但顺治时期能继承前朝的治河制度，没有因为肇国之初经济困难、万事欠缺，就放弃黄河治理，这说明清以前的河政制度对后代影响巨大。
从康熙开始，清代河政进入一个相对创新有效时期。这期间河政虽有创新，但从效果上看，并不能维持多久，程度也不甚高，只是比清代其它时期要好一些。
此时期的河政创新主要表现在水利衙门精简、变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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