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文化可以或有必要囊括适应变异的更多种类和全部优点。因此，进化或是“专化”的出现便是不可避免的。但在同时，“进化潜势法则”又表明，一个文化在既定的进化等级中（即在“特殊进化”中）愈是专化和适应，那么，其走向更高等级（就“一般进化”而言）的潜势就愈小。也就是说，特殊进化过程与一般的进化潜势是一种逆反的关系。因而相比之下，一种不大专化的、发展程度较低的、非规则、非连续、非线性的间断性的文化发展，可能具有较大的“进化潜势”，而可能“后来居上”。例如西欧的文化即具有如上的若干特点，因而较易抓住各种机会和偶然因素，实现飞跃、突变或“变异”。[15] 相反，像中国一类高度“专化”的文明，发生这种重大的“变异”则相当困难。
由此可见，在历史研究中许多所谓“能否”一类的疑问，其实不过是“难易”的问题而已。任何绝对化的观点，在这里恐怕都是不妥当的。
不错，在中国近几百年历史中确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是，它也并非那么“一无是处”或“净走错路”。至少在我看来，它就展现了一种不同的面貌，表现出一个合理的发展过程，并与百余年来现代化事业的开展有着某种正面的接续关系。例如，在清代以前，中国人口从未达到二亿，这与以后的四亿（或四亿以上）还有相当的距离；再如中国的耕地面积，根据官方统计来看，清代以前约有七亿亩左右，清代末年达到十二至十四亿亩之谱，无论对这套数据怎样看待，可以肯定，华中、西南和东北的大片土地主要是在清代才得以大力开垦的，以前尚留有很大的“余地”；还有，农业生产上许多高水平技术，如精耕细作、水利兴修以及新作物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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