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线索，再把它们“逻辑”地连贯起来，得出一套可称为“萌芽史观”的历史观点。然后把它运用于中国，即从中国浩如烟海的史料中特意挑出一部分（同时把自认为不相关的丢在一边），如“商品经济”、“手工工场”及“包买商制”等等，做为“萌芽史观”链条上的一个个环节；同时认为，有其一，必有其二、其三，或有其二，必有其一等等，编织和建立起整个体系。这一套方法之中有许多问题都值得商榷。
问题可能还有，这种“资本主义萌芽论”或“萌芽史观”是否符合它的原形即欧洲工业革命的历史？欧洲从一个传统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的历史，是否就这样地“合乎逻辑”？资本主义在世界历史上究竟是怎样产生的？从方法论上讲，这种反向观察（追溯或逆推）、专挑“有利”的“导向”因素，及线性因果论的观点，会包含多大的“回溯性差异”和方法错误？[9] 那种因素说、阶段论与量变质变相接合的进化论的发展观，又是否可以做为“放之四海”的真理，运用于任何历史发展问题之上？
什么叫做“回溯性差异”？我们可以参考弗洛伊德的如下论述，他说∶“只要我们从事件的发展过程的最后阶段往回追溯，就能发现一条连续相继的锁链。于是我们以为已经得到了十分满意的，甚至是详尽无疑的彻底认识。但是，只要我们掉过头来，通过分析找出这一发展的开端，再循着开端去追踪出最后的结果，那么我们就不会再有这样的印象，即认为这些事件发生的顺序是不可逆转的、必然的。……”[10] 这一段话即指出了倒看（回溯）与正看（按历史顺序）的不同，而我们许多史学理论的建立正是这种“倒看”的结果，特别当人们对这点还缺乏自觉的时候。
“萌芽史观”的再一个问题，估可以称为“IF（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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