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我们也可看到，在中国史研究中的“萌芽”概念，既不明确，使用又复任意。如提法上从商品经济产生到手工工场出现，无一不可称为“萌芽”，而不计其差异；在时间上从先秦直到明清，无不存在“萌芽”，跨度足有二千年之久。因此我以为，以所谓“资本主义萌芽”的观点来解释中国的历史发展，实在是大可不必。在我们今天重新认识中国历史，重新建设中国史学的情况下，这一点会越来越清楚。之所以这样讲，还有一个原因，即是从学术角度说，“萌芽”研究即令再有意义，充其量也不过是中国史特别是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部分，而并非是研究和回答整体的经济发展问题。以“萌芽史观”主导中国经济历史（特别是近五百年）研究的结果，就是在研究课题中遗留了太多的空白，以及制造了许多的理论“误区”；试看在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关头，在那些古今相关的重大问题之中，有几个是“萌芽论”能够解决的，又有多少是它根本无以回答的？ 

从“萌芽史观”的典型提问∶“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来说，它即不是站在现实的立场，研究处于当时当地的中国，应作如何切实的努力；而是不顾国际间已产生工业化的带头国家，并已开始影响其他国家（包括中国）的事实，在观念上仍坚持中国有一个所谓没有外力作用的、独立发生的同时也是缓慢前进的可能发展道路，并为此制造一系列的假设或一个假设的系列。这样做的结果，中国的历史便不只是一部“没落史”，更成为一部假历史、死历史，自置于这样一种写“假历史”的地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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